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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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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晨熙
“我国有2.9亿在校学生，要坚持把教育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办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
“双减”无疑是当下最火的教育话题之一。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由此正式拉开了“双减”工作的序幕。在教育部发布的2022年工作要点中，“双减”依然是重中之重。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双减”成为不少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围绕“双减”政策如何落实、课后服务质量如何提升、“双减”之下如何保障教师权益等问题，代表委员们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应尽快启动修改义务教育法
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学校总校校长李有毅在谈及“双减”话题时表示，“双减”的实施就是推动教育回归本质，让学生有时间、有动力全面发展，把我们的基础教育引向培养德才兼备、创新人才的正确轨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志武深有同感。在他看来，“双减”政策的落实体现了对义务教育公益性的坚守，体现了对教育规律的科学把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真正让教育回归本源初心。
在调研中，马志武注意到，“双减”政策推进中也遇到不少问题，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理念偏差或利益关联等，导致执行尺度不统一、推进不平衡；还有的教培机构虽然表面拥护，但也有暂避风头，过段时间卷土重来的打算。
对此，马志武建议，应考虑尽快启动修改义务教育法，将有关减轻校内作业负担、规范校外培训的内容纳入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为推进依法治教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推进‘双减’政策纳入法治轨道，把中央决策部署的基本要求和关键环节上升为法律的具体条文和明确规定，从而为‘双减’工作确立稳定、公开、规范的制度机制和行为规范，并使这种制度机制和行为规范得到统一适用和一体遵循，能够有效发挥法律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马志武说。
推进考试改革转变教学观念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原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14%。
当野蛮生长的校外培训机构得到治理，“双减”落实成效的考验便从校外转到了校内。不少代表、委员也把关注点放在了“双减”后学校的教学质量上。
“推进‘双减’工作的实质是回归学校的育人本位、回归学生的全面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有些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还比较落后，认为“育人”就是“育分”，甚至担心完全按照“双减”要求去做会影响学生的分数。
对此，梅国平建议，要引导学校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探索个性化和多元教育。在学生作业方面，要鼓励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鼓励教师布置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则认为，转变学校和教师的教学观念，推进考试改革是关键。只有深化中高考改革，全面打破“唯分是从”“以分取人”“分分计较”的困局，探索中考引入素质学科过程性评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各界的教育焦虑，降低中小学生及家长在升学考试方面“提优补差”的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姜军对此表示认同。在他看来，“双减”落实的关键是要提升校内教学保障能力，强化教育主阵地的育人质量。而提高育人质量的内涵，就是要摒弃一直存在的以分数为单一评价标准的教育质量观，真正以教育方针为指向，以德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姜军建议，要积极推进中高考以及与之对应的招生录取改革，改进考试方式，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就能取得高分的题目，增加体现学生思考能力、实践能力的题目。
借助社会力量强化课后服务
“双减”政策推行后，各地中小学纷纷实行“5+2”模式，即在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并且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这一模式在解决了不少家长接送难问题的同时，也给学校的课后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去年秋季开学后，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便开始走访上海市各大中小学校，了解课后服务开展情况。他发现，部分学校加强了课外资源建设，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课后服务，但更多学校则面临课后服务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等问题。
究其原因，章义和认为，这既与长期以来校内课后服务不受重视有关，也与学校资源不足、优质社会资源的利用渠道狭窄有关。因此，他认为寻觅多元有效的服务资源以加强课后服务的资源建设和质量保障，是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建议可组织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的建设工作，并制定资质标准、评估退出机制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建议可以借助社会力量，积极探索与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周边专业场馆等合作，让多种“课后服务”模式并存。很多培训机构丰富的教学资源，如艺术类、素质类等内容也可以纳入校内的课后服务。
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胡卫看来，要想真正提高课后服务质量，还需要制定指导框架和实施指南，鼓励探索多元课后服务模式。他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依托专业研究机构，深入调研所在区域及学校课后服务需求，研制地方层面有关校内课后服务标准的总体框架，并综合考虑区域、校际和年级差异等因素，分类制定实施指南。
完善激励机制保障教师待遇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12.7%的学校反映，课后服务教师补贴没有任何经费保障；19.5%的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未得到报酬；47.2%的教师每周纯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
“双减”之下如何保障教师权益也成为一些代表、委员关注的问题。
“双减”政策施行后，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二十一小学党总支书记马恒燕走访了很多学校，她发现学生的课后服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这也意味着教师的工作量、在校工作时长明显增加。
“老师的辛苦付出，应当有相应的激励机制。”马恒燕建议，财政部门应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在教师的绩效工资中设立“课后服务经费”专项资金，根据学生人数给每所学校拨款，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津补贴。此外，应考虑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让教师的付出有所回报。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保障教师职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提出，要加大教师队伍建设，适当增加教师的编制、工资，并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克服教育的功利化和短视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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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委员为深入落实“双减”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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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双减”政策纳入法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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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3-0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两会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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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晨熙
“我国有2.9亿在校学生，要坚持把教育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办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
“双减”无疑是当下最火的教育话题之一。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由此正式拉开了“双减”工作的序幕。在教育部发布的2022年工作要点中，“双减”依然是重中之重。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双减”成为不少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围绕“双减”政策如何落实、课后服务质量如何提升、“双减”之下如何保障教师权益等问题，代表委员们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应尽快启动修改义务教育法
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学校总校校长李有毅在谈及“双减”话题时表示，“双减”的实施就是推动教育回归本质，让学生有时间、有动力全面发展，把我们的基础教育引向培养德才兼备、创新人才的正确轨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志武深有同感。在他看来，“双减”政策的落实体现了对义务教育公益性的坚守，体现了对教育规律的科学把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真正让教育回归本源初心。
在调研中，马志武注意到，“双减”政策推进中也遇到不少问题，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理念偏差或利益关联等，导致执行尺度不统一、推进不平衡；还有的教培机构虽然表面拥护，但也有暂避风头，过段时间卷土重来的打算。
对此，马志武建议，应考虑尽快启动修改义务教育法，将有关减轻校内作业负担、规范校外培训的内容纳入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为推进依法治教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推进‘双减’政策纳入法治轨道，把中央决策部署的基本要求和关键环节上升为法律的具体条文和明确规定，从而为‘双减’工作确立稳定、公开、规范的制度机制和行为规范，并使这种制度机制和行为规范得到统一适用和一体遵循，能够有效发挥法律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马志武说。
推进考试改革转变教学观念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原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14%。
当野蛮生长的校外培训机构得到治理，“双减”落实成效的考验便从校外转到了校内。不少代表、委员也把关注点放在了“双减”后学校的教学质量上。
“推进‘双减’工作的实质是回归学校的育人本位、回归学生的全面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有些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还比较落后，认为“育人”就是“育分”，甚至担心完全按照“双减”要求去做会影响学生的分数。
对此，梅国平建议，要引导学校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探索个性化和多元教育。在学生作业方面，要鼓励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鼓励教师布置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则认为，转变学校和教师的教学观念，推进考试改革是关键。只有深化中高考改革，全面打破“唯分是从”“以分取人”“分分计较”的困局，探索中考引入素质学科过程性评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各界的教育焦虑，降低中小学生及家长在升学考试方面“提优补差”的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姜军对此表示认同。在他看来，“双减”落实的关键是要提升校内教学保障能力，强化教育主阵地的育人质量。而提高育人质量的内涵，就是要摒弃一直存在的以分数为单一评价标准的教育质量观，真正以教育方针为指向，以德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姜军建议，要积极推进中高考以及与之对应的招生录取改革，改进考试方式，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就能取得高分的题目，增加体现学生思考能力、实践能力的题目。
借助社会力量强化课后服务
“双减”政策推行后，各地中小学纷纷实行“5+2”模式，即在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并且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这一模式在解决了不少家长接送难问题的同时，也给学校的课后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去年秋季开学后，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便开始走访上海市各大中小学校，了解课后服务开展情况。他发现，部分学校加强了课外资源建设，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课后服务，但更多学校则面临课后服务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等问题。
究其原因，章义和认为，这既与长期以来校内课后服务不受重视有关，也与学校资源不足、优质社会资源的利用渠道狭窄有关。因此，他认为寻觅多元有效的服务资源以加强课后服务的资源建设和质量保障，是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建议可组织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的建设工作，并制定资质标准、评估退出机制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建议可以借助社会力量，积极探索与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周边专业场馆等合作，让多种“课后服务”模式并存。很多培训机构丰富的教学资源，如艺术类、素质类等内容也可以纳入校内的课后服务。
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胡卫看来，要想真正提高课后服务质量，还需要制定指导框架和实施指南，鼓励探索多元课后服务模式。他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依托专业研究机构，深入调研所在区域及学校课后服务需求，研制地方层面有关校内课后服务标准的总体框架，并综合考虑区域、校际和年级差异等因素，分类制定实施指南。
完善激励机制保障教师待遇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12.7%的学校反映，课后服务教师补贴没有任何经费保障；19.5%的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未得到报酬；47.2%的教师每周纯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
“双减”之下如何保障教师权益也成为一些代表、委员关注的问题。
“双减”政策施行后，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二十一小学党总支书记马恒燕走访了很多学校，她发现学生的课后服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这也意味着教师的工作量、在校工作时长明显增加。
“老师的辛苦付出，应当有相应的激励机制。”马恒燕建议，财政部门应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在教师的绩效工资中设立“课后服务经费”专项资金，根据学生人数给每所学校拨款，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津补贴。此外，应考虑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让教师的付出有所回报。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保障教师职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提出，要加大教师队伍建设，适当增加教师的编制、工资，并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克服教育的功利化和短视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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