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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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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隐龙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红楼梦》迷一定都会对甄士隐的这篇《好了歌注》印象深刻。用歌舞场比喻“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好理解，但这个“笏”是什么，又为何能成为官职的代名词呢？其实“笏”就是大臣上殿面圣时所持的那一长条朝板，周朝时官员用这个记录君主的命令，所以“笏”最早就是一个材质坚硬的记事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记事本渐渐成为官员的象征，寻常百姓自然无缘一见。
庙堂里的朝位班序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记·夏本纪》引郑玄注云：“曶者，臣见君所秉，书思对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内政教于五官。”这里的“曶”通“笏”。史学家多认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现，这一推论尚无确实的考古依据，但在纸张尚未问世的岁月，很难想象除了笏，君臣议政时还会有其他未被史书记载的记事工具。
至周朝时，关于笏的礼制已经逐渐成形。比如，周朝要求诸侯上朝需执牙笏，还规定了不同等级者需携带不同材质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从中可以看出，至少从周朝开始，笏便具有了区分等级的功用，不同的材质体现了持笏者不同的身份地位。
两汉时期，造纸工艺不断改进，笏作为记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极大冲击。然而，从周朝到秦汉，近千年的历史已经让官员习惯了笏的存在，于是笏反而在记事工具革新的冲击中焕发新生，剥离了“书其上，备忽忘”的原始功用，转而成为单纯的“朝位班序”的象征。
自唐以降，官员朝服开始依品级区分不同颜色，大体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四品官、五品官服绯色，六品官、七品官服绿色，八品官、九品官服碧色。这一传统由两宋所承袭，而官员所持之笏也与朝服颜色相对应，服绯色公服者用象牙为笏，服绿色公服者用槐木为笏。唐宋两朝，官员出席重要场合均需携带笏，以便于礼官安排相应的位次及相互辨认。从周至宋已过去两千余年，“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的传统在王朝的更迭中不仅未见消退，反而越见精细。
明朝在承袭唐宋礼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持笏之礼进行了细节性的修改，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方有资格使用象牙笏，五品以下则统一用木笏。清代明后，没有保留官员持笏面君的礼制，笏作为朝堂礼仪用具从此消失于历史之中。不过，以笏代指官员、仕途的文化传统却保留下来，满床叠笏、一门百笏等成语依然流传于世，为后人记录着笏这一器物曾经的辉煌。
法坛上的朝礼尊神
回顾历史，关于笏的作用却只说了一半。在中国历史上，笏不仅曾在庙堂中流转于公卿掌间，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坛，成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见法器。
早期道教并没有持笏之礼，道教中的笏也的确源于庙堂。作为典型的多神教，道教在最初其实并不具备“阵容豪华”的神仙谱系。然而在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著名方士陶弘景编制了道教史上第一个神谱《真灵位业图》，将当时流传的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等根据世俗“朝位班序”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阶。两宋以降，庙堂之路不乏“道君皇帝”，奉旨“编排三界圣位”的官员更大有人在，至南宋时期，金允中撰著《上清灵宝大法》四十五卷，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单，按其性质、品第分为十一品，道教神仙谱系也最终形成。
道教神仙谱系的制定离不开庙堂之力，而作为“朝位班序”象征的笏被道教所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道教文献并未对笏的材质进行明确规定，唯玉笏多为神灵所用。除了作为礼器，笏也演化成为道教常见的法器。有些道士会在笏上刻符箓咒语、北斗七星等符号作法，这些笏与桃木剑、如意、天蓬尺等法器一样，成为古人驱邪厌胜的利器。
书本中的逸闻趣事
如果说庙堂与法坛分别呈现出笏在发展中的两个侧影，那在文化层面，更多的逸闻趣事呈现出笏的第三个侧影。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均或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笏的身影。《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所作《好了歌注》首句便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当年笏满床”取典于《旧唐书·崔义元传》，曹雪芹借此明喻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鼎盛与衰败，笏与诗中的纱帽、紫蟒一道成了官位仕途的代名词。
《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笏则有着浓浓的宗教色彩。《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宋江抬头舒眼望见九天玄女，玄女两旁的青衣女童便是“持笏捧圭”。《西游记》中，酆都判官崔珪、昴日星官、地府的各阴君均持笏。两书背后的道教传统，不言而喻。
《三国演义》中没有出现笏，但在曹操受九锡中出现了圭。对于圭，《说文解字》记：“剡上为圭，半圭为璋。”圭是一种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始见于商而盛行于周是朝觐时标明等级身份的重要器物。圭的功用与笏完全吻合，形制也相似，故在后世圭与玉笏经常混淆。
从庙堂到法坛再到书本，从历史到宗教再到文化，笏的面孔事实上从未改变。笏是中国古代官员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其材质通过历代王朝的律法加以明确。笏最终陨落于清朝，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曹雪芹写的“当年笏满床”也正是笏本身发展史的缩影。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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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笏满床：一枚礼器的三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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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1-1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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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王守仁画像》（手持笏板），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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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隐龙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红楼梦》迷一定都会对甄士隐的这篇《好了歌注》印象深刻。用歌舞场比喻“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好理解，但这个“笏”是什么，又为何能成为官职的代名词呢？其实“笏”就是大臣上殿面圣时所持的那一长条朝板，周朝时官员用这个记录君主的命令，所以“笏”最早就是一个材质坚硬的记事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记事本渐渐成为官员的象征，寻常百姓自然无缘一见。
庙堂里的朝位班序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记·夏本纪》引郑玄注云：“曶者，臣见君所秉，书思对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内政教于五官。”这里的“曶”通“笏”。史学家多认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现，这一推论尚无确实的考古依据，但在纸张尚未问世的岁月，很难想象除了笏，君臣议政时还会有其他未被史书记载的记事工具。
至周朝时，关于笏的礼制已经逐渐成形。比如，周朝要求诸侯上朝需执牙笏，还规定了不同等级者需携带不同材质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从中可以看出，至少从周朝开始，笏便具有了区分等级的功用，不同的材质体现了持笏者不同的身份地位。
两汉时期，造纸工艺不断改进，笏作为记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极大冲击。然而，从周朝到秦汉，近千年的历史已经让官员习惯了笏的存在，于是笏反而在记事工具革新的冲击中焕发新生，剥离了“书其上，备忽忘”的原始功用，转而成为单纯的“朝位班序”的象征。
自唐以降，官员朝服开始依品级区分不同颜色，大体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四品官、五品官服绯色，六品官、七品官服绿色，八品官、九品官服碧色。这一传统由两宋所承袭，而官员所持之笏也与朝服颜色相对应，服绯色公服者用象牙为笏，服绿色公服者用槐木为笏。唐宋两朝，官员出席重要场合均需携带笏，以便于礼官安排相应的位次及相互辨认。从周至宋已过去两千余年，“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的传统在王朝的更迭中不仅未见消退，反而越见精细。
明朝在承袭唐宋礼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持笏之礼进行了细节性的修改，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方有资格使用象牙笏，五品以下则统一用木笏。清代明后，没有保留官员持笏面君的礼制，笏作为朝堂礼仪用具从此消失于历史之中。不过，以笏代指官员、仕途的文化传统却保留下来，满床叠笏、一门百笏等成语依然流传于世，为后人记录着笏这一器物曾经的辉煌。
法坛上的朝礼尊神
回顾历史，关于笏的作用却只说了一半。在中国历史上，笏不仅曾在庙堂中流转于公卿掌间，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坛，成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见法器。
早期道教并没有持笏之礼，道教中的笏也的确源于庙堂。作为典型的多神教，道教在最初其实并不具备“阵容豪华”的神仙谱系。然而在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著名方士陶弘景编制了道教史上第一个神谱《真灵位业图》，将当时流传的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等根据世俗“朝位班序”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阶。两宋以降，庙堂之路不乏“道君皇帝”，奉旨“编排三界圣位”的官员更大有人在，至南宋时期，金允中撰著《上清灵宝大法》四十五卷，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单，按其性质、品第分为十一品，道教神仙谱系也最终形成。
道教神仙谱系的制定离不开庙堂之力，而作为“朝位班序”象征的笏被道教所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道教文献并未对笏的材质进行明确规定，唯玉笏多为神灵所用。除了作为礼器，笏也演化成为道教常见的法器。有些道士会在笏上刻符箓咒语、北斗七星等符号作法，这些笏与桃木剑、如意、天蓬尺等法器一样，成为古人驱邪厌胜的利器。
书本中的逸闻趣事
如果说庙堂与法坛分别呈现出笏在发展中的两个侧影，那在文化层面，更多的逸闻趣事呈现出笏的第三个侧影。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均或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笏的身影。《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所作《好了歌注》首句便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当年笏满床”取典于《旧唐书·崔义元传》，曹雪芹借此明喻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鼎盛与衰败，笏与诗中的纱帽、紫蟒一道成了官位仕途的代名词。
《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笏则有着浓浓的宗教色彩。《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宋江抬头舒眼望见九天玄女，玄女两旁的青衣女童便是“持笏捧圭”。《西游记》中，酆都判官崔珪、昴日星官、地府的各阴君均持笏。两书背后的道教传统，不言而喻。
《三国演义》中没有出现笏，但在曹操受九锡中出现了圭。对于圭，《说文解字》记：“剡上为圭，半圭为璋。”圭是一种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始见于商而盛行于周是朝觐时标明等级身份的重要器物。圭的功用与笏完全吻合，形制也相似，故在后世圭与玉笏经常混淆。
从庙堂到法坛再到书本，从历史到宗教再到文化，笏的面孔事实上从未改变。笏是中国古代官员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其材质通过历代王朝的律法加以明确。笏最终陨落于清朝，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曹雪芹写的“当年笏满床”也正是笏本身发展史的缩影。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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