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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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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隐龙
婚姻从古至今都是人生大事。古典诗词中歌颂爱情的作品极多，故而很多人在想象古代婚姻时往往会平添一丝浪漫色彩。然而，历史终究不是童话，事实上，古代中国的大多数婚姻既不是“爱情的坟墓”，也不是“爱情的结晶”，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纲常名教的宗法要求和门当户对的现实考量。
六礼：宗法制中的婚书之源
对六礼最早且相对完备的记述见于《礼记》《仪礼》。《礼记·昏义》中明确了婚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六礼的正式名称，如提亲、求庚、择日等称谓则是六礼在后世流变形成的或雅或俗的别称。值得一提的是，《礼记》中只点明了前五礼而未直接确定亲迎之说；而《仪礼》中则记载了“若不亲迎，则妇入三月然后婿见”之后的礼仪要求，可见周朝礼制中亦以亲迎为要，若因故未能完成，尚需要通过事后的程序进行弥补。
六礼之制殊为繁复，但周朝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对婚姻进行严格约束。从政治层面来看，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长子继承制的稳定需要一套完善的婚姻制度进行维护，而宗族的稳定发展也需要通过“同姓不婚”达到避免“其生不蕃”和“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的目的。从六礼所规定的种种条件来看，周朝的婚姻更近于两个家族之间的联姻而非两个人的选择，婚姻当事人自始至终没有决定权，新郎甚至直到六礼的最后一个环节亲迎才有可能接触到新娘，从中自能品味出周人对“婚姻”二字的理解。
秦至唐：礼制与法治的合流
秦朝统一后以法家治国，用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代替了周朝的宗法制，婚姻中的礼教色彩也被一并去除。婚姻缔结的资格变得统一而刚性，以是否至官府进行婚姻登记为标准。秦朝二世而亡，不过其“依法治国”的策略却部分为后世所吸收。汉朝成立后，很快在士大夫阶层恢复了早已崩坏的周朝礼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姓之谊、三书六礼重新出现，汉朝效法秦制以法家管控，通过均田制、租调制等开始了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庶人婚姻缔结牢牢纳入法律的控制范围。
汉朝之后，六礼的复兴导致三书重新被士大夫阶层所重视，最终在魏晋时期孕育出了六礼版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礼仪以周朝六礼为主且更重门第，这一倾向影响深远，直到唐朝的士大夫阶层依然保持着“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要求。不过在唐朝，“三书六礼”之制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分化。
有唐一朝，六礼依然是士大夫阶层婚姻缔结所必须遵守的制度。《唐律疏议·户婚》载：“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大唐开元礼·嘉礼》更明确了六礼的适用范围包括纳后、皇太子纳妃、亲王纳妃、公主降嫁、三品以上婚、四品五品婚、六品以下婚。作为门第的体现，六礼的通行范围上至皇族下至各级官员，与庶民阶层无涉，这可以说是唐朝礼制的一面。
然而唐朝同样有法治的一面：正是在唐朝，婚书正式进入法律文本。《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聘财无多少之限，酒食非。以财物为酒食者，亦同聘财）……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唐律中所规范的主要是婚书所带来的财产纠纷问题，更直接明确了聘财在婚约中的地位，这使得唐朝的婚书在具有礼制色彩的同时，同时具备了契约性质——这可以说是唐朝婚书法治的一面。
宋至清：当婚书成为格式合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唐朝之后中国社会的构成出现了极大的变动，婚姻缔结过程中双方对出身门第的关注度相较前朝有所下降，形成“自五季（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局面。婚姻制度中士大夫阶层与庶人的分野变得相对模糊，这一背景也间接决定了宋朝婚姻礼制的改革方向。然而，也正是宋朝对六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宋朝从法律角度扩大了六礼的适用范围，使其从皇族、品官推广至整个庶人阶层；另一方面，宋朝“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将六礼简化为四礼，同时对六礼中所用器物进行了变通规定，如庶人若无法取得六礼所需的雁，“听以雉及鸡代”。时过境迁，魏晋时单纯以出身门第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宋朝经济发达，民风竞奢，其婚书自然而然沾染上了世俗之气。婚书，尤其是定帖中所书的财产信息均将视为男女双方的承诺，需对其负法律责任，其中所包含的契约精神，又远非前朝所能相比。宋朝婚书这一重契约属性极为实用，因而为后世所继承。
宋元以降，六礼、婚书的世俗意义及法律色彩一再加强，这一趋势依然为明清两朝所承袭。《大明律》规定：“凡男女订婚之初，若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婚书的主要用途除证明婚姻合法性之外，主要在于厘清男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时至清朝，婚书进一步简化，以至于虚词、套话被尽数省略，直接以男女双方基本情况为主，这一情形在清末尤其明显，如宣统年间的婚书甚至不写祖上信息，男女双方的订与回不过寥寥数十字。虽以明确权利义务为要，但如此简略的婚书也着实令人唏嘘。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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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书礼法志：并不浪漫的婚姻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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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1-1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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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姑苏繁华图》（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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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隐龙
婚姻从古至今都是人生大事。古典诗词中歌颂爱情的作品极多，故而很多人在想象古代婚姻时往往会平添一丝浪漫色彩。然而，历史终究不是童话，事实上，古代中国的大多数婚姻既不是“爱情的坟墓”，也不是“爱情的结晶”，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纲常名教的宗法要求和门当户对的现实考量。
六礼：宗法制中的婚书之源
对六礼最早且相对完备的记述见于《礼记》《仪礼》。《礼记·昏义》中明确了婚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六礼的正式名称，如提亲、求庚、择日等称谓则是六礼在后世流变形成的或雅或俗的别称。值得一提的是，《礼记》中只点明了前五礼而未直接确定亲迎之说；而《仪礼》中则记载了“若不亲迎，则妇入三月然后婿见”之后的礼仪要求，可见周朝礼制中亦以亲迎为要，若因故未能完成，尚需要通过事后的程序进行弥补。
六礼之制殊为繁复，但周朝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对婚姻进行严格约束。从政治层面来看，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长子继承制的稳定需要一套完善的婚姻制度进行维护，而宗族的稳定发展也需要通过“同姓不婚”达到避免“其生不蕃”和“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的目的。从六礼所规定的种种条件来看，周朝的婚姻更近于两个家族之间的联姻而非两个人的选择，婚姻当事人自始至终没有决定权，新郎甚至直到六礼的最后一个环节亲迎才有可能接触到新娘，从中自能品味出周人对“婚姻”二字的理解。
秦至唐：礼制与法治的合流
秦朝统一后以法家治国，用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代替了周朝的宗法制，婚姻中的礼教色彩也被一并去除。婚姻缔结的资格变得统一而刚性，以是否至官府进行婚姻登记为标准。秦朝二世而亡，不过其“依法治国”的策略却部分为后世所吸收。汉朝成立后，很快在士大夫阶层恢复了早已崩坏的周朝礼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姓之谊、三书六礼重新出现，汉朝效法秦制以法家管控，通过均田制、租调制等开始了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庶人婚姻缔结牢牢纳入法律的控制范围。
汉朝之后，六礼的复兴导致三书重新被士大夫阶层所重视，最终在魏晋时期孕育出了六礼版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礼仪以周朝六礼为主且更重门第，这一倾向影响深远，直到唐朝的士大夫阶层依然保持着“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要求。不过在唐朝，“三书六礼”之制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分化。
有唐一朝，六礼依然是士大夫阶层婚姻缔结所必须遵守的制度。《唐律疏议·户婚》载：“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大唐开元礼·嘉礼》更明确了六礼的适用范围包括纳后、皇太子纳妃、亲王纳妃、公主降嫁、三品以上婚、四品五品婚、六品以下婚。作为门第的体现，六礼的通行范围上至皇族下至各级官员，与庶民阶层无涉，这可以说是唐朝礼制的一面。
然而唐朝同样有法治的一面：正是在唐朝，婚书正式进入法律文本。《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聘财无多少之限，酒食非。以财物为酒食者，亦同聘财）……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唐律中所规范的主要是婚书所带来的财产纠纷问题，更直接明确了聘财在婚约中的地位，这使得唐朝的婚书在具有礼制色彩的同时，同时具备了契约性质——这可以说是唐朝婚书法治的一面。
宋至清：当婚书成为格式合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唐朝之后中国社会的构成出现了极大的变动，婚姻缔结过程中双方对出身门第的关注度相较前朝有所下降，形成“自五季（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局面。婚姻制度中士大夫阶层与庶人的分野变得相对模糊，这一背景也间接决定了宋朝婚姻礼制的改革方向。然而，也正是宋朝对六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宋朝从法律角度扩大了六礼的适用范围，使其从皇族、品官推广至整个庶人阶层；另一方面，宋朝“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将六礼简化为四礼，同时对六礼中所用器物进行了变通规定，如庶人若无法取得六礼所需的雁，“听以雉及鸡代”。时过境迁，魏晋时单纯以出身门第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宋朝经济发达，民风竞奢，其婚书自然而然沾染上了世俗之气。婚书，尤其是定帖中所书的财产信息均将视为男女双方的承诺，需对其负法律责任，其中所包含的契约精神，又远非前朝所能相比。宋朝婚书这一重契约属性极为实用，因而为后世所继承。
宋元以降，六礼、婚书的世俗意义及法律色彩一再加强，这一趋势依然为明清两朝所承袭。《大明律》规定：“凡男女订婚之初，若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婚书的主要用途除证明婚姻合法性之外，主要在于厘清男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时至清朝，婚书进一步简化，以至于虚词、套话被尽数省略，直接以男女双方基本情况为主，这一情形在清末尤其明显，如宣统年间的婚书甚至不写祖上信息，男女双方的订与回不过寥寥数十字。虽以明确权利义务为要，但如此简略的婚书也着实令人唏嘘。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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