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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关楚瑜
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之子被拐骗案引发持续关注。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吴某龙在拐卖孙海洋之子孙卓的同年，还拐卖了另一个男孩符建涛。目前，除正在生病的孙卓“养父”外，孙卓的“养母”及符建涛的“养父母”因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媒体报道，对于“养父母”的态度，两个男孩的亲生父母内心极为纠结。如符建涛的生母被问及能否谅解“养父母”时，其一度表示，“对‘养父母’觉得无法谅解，一定要让‘养家’知道买卖孩子的后果”，后来又表示“仍痛恨，为了孩子不再追究”。
没有买卖，就不会有那么多伤害。如果“养父母”明知孩子是被拐卖儿童仍然收买，那么法律该如何惩处？还有很多网友担心，生父母无奈之下的谅解，是否会让涉嫌犯罪的“养父母”逃脱法律制裁？
近日，多位法律人士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明知是被拐儿童而收买，则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养父母，应该称“涉嫌收买被拐的妇女儿童罪的嫌疑人”，这属于公诉案件，收买人将承担刑事责任，而生父母的谅解有助于收买人在刑罚上从宽从轻。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
“没有买卖就没有拐骗，收买助长了拐骗行为，给被拐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理应追究刑事责任。”贵州新瑞林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旭梦说，“即使被拐儿童的生父母表示不追究收买人责任，国家也会追究，因为这是公诉案件，而不是自诉案件。”
就谅解问题，吴旭梦解释说，司法实践中，生父母可以单方面给收买人出具谅解书，也可以双方签订刑事和解协议，只要出具了谅解书或达成刑事和解协议，都可以起到法定的量刑从轻处罚的作用。
上海恒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辉说，生父母不追究收买人责任并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但取得被害人谅解，是检察机关提出宽缓量刑建议的重要考量因素，也能够让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王艳辉进一步分析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
还有一些网友提出疑问：很多拐卖案件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10多年甚至几十年了，是否过了追诉期呢？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陈丽天说，根据我国刑事法律对追诉时效的规定，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诉时效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确认追诉时效的关键，是看收买被拐卖儿童的人是行为犯还是持续犯。如果是行为犯，收买行为一结束就既遂，有追诉期限；而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属于持续犯，该犯罪行为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不存在超过追诉期之说。”吴旭梦告诉记者。
对于本案中一些网友关注的收买人被取保候审、今后是否会被判处缓刑的问题，王艳辉告诉记者，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满足“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等情况，可以取保候审。
“是否获缓刑，法院将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是否较轻、有无悔罪表现和再犯罪的危险等因素。”王艳辉说。
吴旭梦认为，本案中，收买人是可以依法取保候审或获缓刑的，因为他们满足取保候审和获缓刑的条件，按照刑法规定，收买人没有对被拐卖儿童进行虐待，也没有阻碍解救，加之获得生父母谅解，可以在刑法规定的量刑范围内从轻处罚，判拘役、管制或缓刑。
对于将收买人称之为“养父母”的做法，王艳辉表示反对，理由是根据民法典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间要有合法的收养关系，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
“在拐卖儿童犯罪中，所谓的‘养父母’和被拐的孩子之间是不存在合法收养关系的，在法律上应该称之为‘涉嫌收买被拐的妇女儿童罪的嫌疑人’。同样，‘养家’这个词也不合适，如果都不存在合法的收养关系，更谈不上收养家庭了。”王艳辉说。
在网上针对该案的评论中，“法律对收买人处罚太轻”的观点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有不少人提出“买拐同罪”的观点。
王艳辉也认同处罚太轻的观点。她说，拐卖儿童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极大。对收买者最高量刑仅3年，没有虐待、不阻碍解救的，还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样的处罚力度太小，不足以对收买方产生震慑。建议完善立法加强惩处力度，严厉打击买方市场，罪罚相当，买卖同罪。
“被拐卖儿童被解救后应当修改身份信息，脱离买方家庭。”王艳辉说。
“对收买行为进行刑事打击，是从源头上进行治理的有效方法。”在陈丽天看来，群众痛恨拐卖行为，希望加大对收买人的处罚力度，可以理解，但一味提高刑罚力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我国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的刑罚设置是比较合理的，不存在处罚偏轻的问题。
陈丽天说，要解决拐卖儿童屡禁不止的问题，还是应该走综合治理的道路，在强化打击的同时，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改变一些人“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观念，提高公众的儿童安全防护意识，并推动全面建立DNA数据库，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
“要加大对民法典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中有关收养法律知识的宣传，让大家了解到收养孩子必须走合法的程序，收买是违法犯罪行为。”吴旭梦说，同时要严厉打击地下贩卖婴儿出生证明等黑色产业链，推广防拐卖的电子版出生证明等，多措并举遏制和减少拐卖儿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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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侦破《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之子被拐骗案引发关注法律人士分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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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父母谅解不影响追究收买人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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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1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经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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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关楚瑜
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之子被拐骗案引发持续关注。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吴某龙在拐卖孙海洋之子孙卓的同年，还拐卖了另一个男孩符建涛。目前，除正在生病的孙卓“养父”外，孙卓的“养母”及符建涛的“养父母”因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媒体报道，对于“养父母”的态度，两个男孩的亲生父母内心极为纠结。如符建涛的生母被问及能否谅解“养父母”时，其一度表示，“对‘养父母’觉得无法谅解，一定要让‘养家’知道买卖孩子的后果”，后来又表示“仍痛恨，为了孩子不再追究”。
没有买卖，就不会有那么多伤害。如果“养父母”明知孩子是被拐卖儿童仍然收买，那么法律该如何惩处？还有很多网友担心，生父母无奈之下的谅解，是否会让涉嫌犯罪的“养父母”逃脱法律制裁？
近日，多位法律人士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明知是被拐儿童而收买，则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养父母，应该称“涉嫌收买被拐的妇女儿童罪的嫌疑人”，这属于公诉案件，收买人将承担刑事责任，而生父母的谅解有助于收买人在刑罚上从宽从轻。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
“没有买卖就没有拐骗，收买助长了拐骗行为，给被拐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理应追究刑事责任。”贵州新瑞林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旭梦说，“即使被拐儿童的生父母表示不追究收买人责任，国家也会追究，因为这是公诉案件，而不是自诉案件。”
就谅解问题，吴旭梦解释说，司法实践中，生父母可以单方面给收买人出具谅解书，也可以双方签订刑事和解协议，只要出具了谅解书或达成刑事和解协议，都可以起到法定的量刑从轻处罚的作用。
上海恒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辉说，生父母不追究收买人责任并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但取得被害人谅解，是检察机关提出宽缓量刑建议的重要考量因素，也能够让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王艳辉进一步分析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
还有一些网友提出疑问：很多拐卖案件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10多年甚至几十年了，是否过了追诉期呢？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陈丽天说，根据我国刑事法律对追诉时效的规定，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诉时效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确认追诉时效的关键，是看收买被拐卖儿童的人是行为犯还是持续犯。如果是行为犯，收买行为一结束就既遂，有追诉期限；而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属于持续犯，该犯罪行为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不存在超过追诉期之说。”吴旭梦告诉记者。
对于本案中一些网友关注的收买人被取保候审、今后是否会被判处缓刑的问题，王艳辉告诉记者，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满足“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等情况，可以取保候审。
“是否获缓刑，法院将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是否较轻、有无悔罪表现和再犯罪的危险等因素。”王艳辉说。
吴旭梦认为，本案中，收买人是可以依法取保候审或获缓刑的，因为他们满足取保候审和获缓刑的条件，按照刑法规定，收买人没有对被拐卖儿童进行虐待，也没有阻碍解救，加之获得生父母谅解，可以在刑法规定的量刑范围内从轻处罚，判拘役、管制或缓刑。
对于将收买人称之为“养父母”的做法，王艳辉表示反对，理由是根据民法典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间要有合法的收养关系，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
“在拐卖儿童犯罪中，所谓的‘养父母’和被拐的孩子之间是不存在合法收养关系的，在法律上应该称之为‘涉嫌收买被拐的妇女儿童罪的嫌疑人’。同样，‘养家’这个词也不合适，如果都不存在合法的收养关系，更谈不上收养家庭了。”王艳辉说。
在网上针对该案的评论中，“法律对收买人处罚太轻”的观点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有不少人提出“买拐同罪”的观点。
王艳辉也认同处罚太轻的观点。她说，拐卖儿童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极大。对收买者最高量刑仅3年，没有虐待、不阻碍解救的，还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样的处罚力度太小，不足以对收买方产生震慑。建议完善立法加强惩处力度，严厉打击买方市场，罪罚相当，买卖同罪。
“被拐卖儿童被解救后应当修改身份信息，脱离买方家庭。”王艳辉说。
“对收买行为进行刑事打击，是从源头上进行治理的有效方法。”在陈丽天看来，群众痛恨拐卖行为，希望加大对收买人的处罚力度，可以理解，但一味提高刑罚力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我国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的刑罚设置是比较合理的，不存在处罚偏轻的问题。
陈丽天说，要解决拐卖儿童屡禁不止的问题，还是应该走综合治理的道路，在强化打击的同时，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改变一些人“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观念，提高公众的儿童安全防护意识，并推动全面建立DNA数据库，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
“要加大对民法典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中有关收养法律知识的宣传，让大家了解到收养孩子必须走合法的程序，收买是违法犯罪行为。”吴旭梦说，同时要严厉打击地下贩卖婴儿出生证明等黑色产业链，推广防拐卖的电子版出生证明等，多措并举遏制和减少拐卖儿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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