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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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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纠察在京刑狱司是北宋为加强对京城司法机关的监督而专门设立的。北宋时京城的案件一般是由开封府审理的，但涉及京城官员及一些特殊人群的案件，则是由大理寺和御史台负责审理。开封作为京城，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聚集之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事情极为繁琐。案件的审理往往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为了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专门设立了纠察在京刑狱司这一机构。
纠察在京刑狱司设立的起因，缘于一个普通的案件。进士廖符被控犯罪，开封府的官吏在大热天将他“械系庭中，曝裂其背”，但最终未能查明有犯罪事实。宋真宗得知后，认为“炎暑之月，罪未见情，横罹虐罸，良可嗟恻”。于是下令设置纠察在京刑狱司，“应御史台、开封府及在京凡有刑禁处，徒以上罪，即时具收禁移报，内未尽理及淹延者，取款词驳奏。若旷于举职，致有枉滥，因事彰露，则重罚之”。即凡是京城开封府及相关部门（如三司、御史台等）徒刑以上的案件，都要将案件材料报送纠察在京刑狱司，如果发现违反程序、滥用职权或判决有问题的，都可以及时上报，必要时可以直接向君主汇报，并享有“即赴内殿起居，仍免常朝”的特权。
纠察在京刑狱司是一个监督机构，而非审判机构，因此，按照规定，它只能根据开封府、御史台等相关机关提交的案件审理材料（供报）或者罪犯的“陈状”进行审查，一般不直接审讯犯人。但如果是那些特别交办的“定夺公事”，有可能需要直接审讯犯人。为此，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时任纠察在京刑狱使的吕夷简认为，“本司累奉诏旨，勘鞫定夺公事，或止将公案详阅，亦无妨碍。若勘鞫公事，即动须追逮罪人，辩证词理，显是兼置刑狱，不便”。为此下令纠察在京刑狱司“自今免鞫劾公事”，将其职权基本限定于京城案件的审判监督范围内。
纠察在京刑狱司设立后，受理的第一个重大案件，就是著名的“卢氏案”，这个案件在《北宋开封知府是如何办案的》一文（见《法治日报》2021年3月31日10版）中作过介绍。卢氏与亡夫的侄子张质之间围绕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打起了官司，双方都动用了各种关系，不仅牵涉到了开封府的官吏，而且时任开封府知府慎从吉的两个儿子都牵扯进去，他们各自收受了贿赂，但慎从吉对此并不知情，只是觉得案件难办，请求移送御史台处理，企图以此摆脱干系。但时任纠察在京刑狱使的王曾发现了问题，直接“诣便殿以闻”，向宋真宗作了汇报，由宋真宗委派官员组成特别法庭审理此案，“逮捕者百余人”。最终大批官吏受到追究，慎从吉被罢免，其余官吏“决罚有差”“情重者配隶外州”。
纠察在京刑狱司作为京城司法监督机关，享有广泛的监督权（纠察权），只要是在京城的机关涉及案件审判的，都有权监督，包括御史台。北宋的御史台不仅具有监察权，而且具有审判权，因此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时，将御史台审判的案件也纳入了“纠察”的范围。但御史台审判的案件主要是官员犯罪以及一些重大案件，实际上是将审判权和监督权融为一体；如果由纠察在京刑狱司对御史台的案件也行使“纠察权”，从关系上说也不顺。因此，御史台提出了这一问题，“言其非体”。于是“诏御史台狱自今勿复关纠察司”。
当然，遇到一些“顶真”的纠察在京刑狱使，则会极力维护自身的“纠察权”。范仲淹任开封府知府，在审判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上，就多次遭到时任纠察在京刑狱使胥偃的纠察，特别是在审理阿朱一案时，由于适用法律不当，胥偃直接要求将案件移送大理寺复审。结果宋仁宗“诏（范）仲淹自今似此情轻者，毋得改断，并奏裁”。这个胥偃就是欧阳修的老丈人，因为“爱欧阳修有文名，置门下，妻以女”。而欧阳修同范仲淹的关系又非常好，结果因此同老丈人产生了隔阂。
纠察在京刑狱司维护自身“纠察”权威最典型的案件，就是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御营士卒酗酒闹事案。禁军士卒桑达等数十人酗酒之后斗殴闹事，还出言不逊，“指斥乘舆”，但禁军主管部门对此竟然“不之觉”。事情闹到了皇帝那里，宋仁宗命主管皇宫警卫的皇城使将桑达等人逮捕，交开封府审讯。
根据《宋刑统》规定，指斥乘舆属于“十恶”中的“大不恭”（即大不敬）：“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因此，开封府将他们判处斩刑后，未履行复核程序，也未将案卷移送纠察在京刑狱司，便直接处斩了。时任纠察在京刑狱使的刘敞发文向开封府质问，但开封府回复说：“近例，凡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狱，皆不虑问。”刘敞认为如此不合法，要求一律按法定程序进行复核，枢密院回文明确拒绝。但刘敞不同意，“争之曰”：“先帝仁圣钦恤，以京师刑狱最繁，故建纠察一司，澄审真伪。自尔以来，每有大辟，倍加精审。”“今乃曲忤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公事，不复审察，未见所以尊朝廷，审刑罚，而适足启府县弛慢，狱吏侵侮，罪人衔寃不得告诉之弊。又朝廷旧法，不许用例破条，今顾于刑狱极谨、人命至重之际，而废条用例，此臣所不喻也。”宋仁宗认为刘敞说得有理，“乃以敞章下开封府，著为令”。
宋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将纠察在京刑狱司的职能归并到刑部，后又将其隶属于御史台。虽然其职能事实上被御史台所取代而逐步淡化，但在北宋时期，纠察在京刑狱司作为京城司法审判的专门监督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防范冤假错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也同像刘敞这样的敢于据法力争的官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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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察在京刑狱司如何行使“纠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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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12-0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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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纠察在京刑狱司是北宋为加强对京城司法机关的监督而专门设立的。北宋时京城的案件一般是由开封府审理的，但涉及京城官员及一些特殊人群的案件，则是由大理寺和御史台负责审理。开封作为京城，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聚集之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事情极为繁琐。案件的审理往往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为了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专门设立了纠察在京刑狱司这一机构。
纠察在京刑狱司设立的起因，缘于一个普通的案件。进士廖符被控犯罪，开封府的官吏在大热天将他“械系庭中，曝裂其背”，但最终未能查明有犯罪事实。宋真宗得知后，认为“炎暑之月，罪未见情，横罹虐罸，良可嗟恻”。于是下令设置纠察在京刑狱司，“应御史台、开封府及在京凡有刑禁处，徒以上罪，即时具收禁移报，内未尽理及淹延者，取款词驳奏。若旷于举职，致有枉滥，因事彰露，则重罚之”。即凡是京城开封府及相关部门（如三司、御史台等）徒刑以上的案件，都要将案件材料报送纠察在京刑狱司，如果发现违反程序、滥用职权或判决有问题的，都可以及时上报，必要时可以直接向君主汇报，并享有“即赴内殿起居，仍免常朝”的特权。
纠察在京刑狱司是一个监督机构，而非审判机构，因此，按照规定，它只能根据开封府、御史台等相关机关提交的案件审理材料（供报）或者罪犯的“陈状”进行审查，一般不直接审讯犯人。但如果是那些特别交办的“定夺公事”，有可能需要直接审讯犯人。为此，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时任纠察在京刑狱使的吕夷简认为，“本司累奉诏旨，勘鞫定夺公事，或止将公案详阅，亦无妨碍。若勘鞫公事，即动须追逮罪人，辩证词理，显是兼置刑狱，不便”。为此下令纠察在京刑狱司“自今免鞫劾公事”，将其职权基本限定于京城案件的审判监督范围内。
纠察在京刑狱司设立后，受理的第一个重大案件，就是著名的“卢氏案”，这个案件在《北宋开封知府是如何办案的》一文（见《法治日报》2021年3月31日10版）中作过介绍。卢氏与亡夫的侄子张质之间围绕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打起了官司，双方都动用了各种关系，不仅牵涉到了开封府的官吏，而且时任开封府知府慎从吉的两个儿子都牵扯进去，他们各自收受了贿赂，但慎从吉对此并不知情，只是觉得案件难办，请求移送御史台处理，企图以此摆脱干系。但时任纠察在京刑狱使的王曾发现了问题，直接“诣便殿以闻”，向宋真宗作了汇报，由宋真宗委派官员组成特别法庭审理此案，“逮捕者百余人”。最终大批官吏受到追究，慎从吉被罢免，其余官吏“决罚有差”“情重者配隶外州”。
纠察在京刑狱司作为京城司法监督机关，享有广泛的监督权（纠察权），只要是在京城的机关涉及案件审判的，都有权监督，包括御史台。北宋的御史台不仅具有监察权，而且具有审判权，因此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时，将御史台审判的案件也纳入了“纠察”的范围。但御史台审判的案件主要是官员犯罪以及一些重大案件，实际上是将审判权和监督权融为一体；如果由纠察在京刑狱司对御史台的案件也行使“纠察权”，从关系上说也不顺。因此，御史台提出了这一问题，“言其非体”。于是“诏御史台狱自今勿复关纠察司”。
当然，遇到一些“顶真”的纠察在京刑狱使，则会极力维护自身的“纠察权”。范仲淹任开封府知府，在审判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上，就多次遭到时任纠察在京刑狱使胥偃的纠察，特别是在审理阿朱一案时，由于适用法律不当，胥偃直接要求将案件移送大理寺复审。结果宋仁宗“诏（范）仲淹自今似此情轻者，毋得改断，并奏裁”。这个胥偃就是欧阳修的老丈人，因为“爱欧阳修有文名，置门下，妻以女”。而欧阳修同范仲淹的关系又非常好，结果因此同老丈人产生了隔阂。
纠察在京刑狱司维护自身“纠察”权威最典型的案件，就是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御营士卒酗酒闹事案。禁军士卒桑达等数十人酗酒之后斗殴闹事，还出言不逊，“指斥乘舆”，但禁军主管部门对此竟然“不之觉”。事情闹到了皇帝那里，宋仁宗命主管皇宫警卫的皇城使将桑达等人逮捕，交开封府审讯。
根据《宋刑统》规定，指斥乘舆属于“十恶”中的“大不恭”（即大不敬）：“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因此，开封府将他们判处斩刑后，未履行复核程序，也未将案卷移送纠察在京刑狱司，便直接处斩了。时任纠察在京刑狱使的刘敞发文向开封府质问，但开封府回复说：“近例，凡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狱，皆不虑问。”刘敞认为如此不合法，要求一律按法定程序进行复核，枢密院回文明确拒绝。但刘敞不同意，“争之曰”：“先帝仁圣钦恤，以京师刑狱最繁，故建纠察一司，澄审真伪。自尔以来，每有大辟，倍加精审。”“今乃曲忤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公事，不复审察，未见所以尊朝廷，审刑罚，而适足启府县弛慢，狱吏侵侮，罪人衔寃不得告诉之弊。又朝廷旧法，不许用例破条，今顾于刑狱极谨、人命至重之际，而废条用例，此臣所不喻也。”宋仁宗认为刘敞说得有理，“乃以敞章下开封府，著为令”。
宋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将纠察在京刑狱司的职能归并到刑部，后又将其隶属于御史台。虽然其职能事实上被御史台所取代而逐步淡化，但在北宋时期，纠察在京刑狱司作为京城司法审判的专门监督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防范冤假错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也同像刘敞这样的敢于据法力争的官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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