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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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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隐龙
自秦汉易代后,玉玺似乎就是“天命权力证书”,得玉玺者可得天下,而无玉玺者纵然当了皇帝也是“白板天子”。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玉玺在这里成了一个无记名式权力证书,有着“占有即所有”的属性,而且居然还能跨朝代通用,成为后世野心家争逐的对象。小小一枚玉玺,为何会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呢? 玉玺的奇幻漂流 作为中国古代皇权的标志,玉玺其实还有一个前身:禹鼎。传说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之后,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并将其铸造成了九鼎,以一鼎代表一州,九鼎自然就代表天下。夏商周三朝,禹鼎一直作为传国重器存放在都城,作为统治者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熊旅问禹鼎的大小轻重,意欲取代周朝,由此留下了“楚王问鼎”的典故。 楚王的野心,最终由秦始皇实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凭借“六王毕,四海一”的赫赫武功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秦朝,并开始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想方设法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之一便是将玉玺的使用权垄断在皇帝手中。 如果说以玉玺为皇帝特权的制度设计还仅仅是秦朝的“一厢情愿”,献玺这一仪式被后继王朝的开国君主所接受,就使得玉玺的继受正式成为王朝更迭的象征。而刘邦接受玉玺的背后,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素。西汉的开国君主刘邦出身于亭长,在六国的众多旧贵族面前,其显然需要一个论证自己“天命加身”的证据,而这枚玉玺显然是最好的道具。刘邦之后,玉玺在历代汉皇手中传继,直到王莽篡汉时,也是以逼迫皇太后交出玉玺为标志,秦始皇的玉玺成了货真价实的传国玉玺。 东汉建立后,玉玺辗转为汉光武帝刘秀获得,一直传至汉灵帝手中。经过秦、西汉、新、玄汉、东汉数朝四百余年的层层加持,玉玺的象征性被无限扩大。 不过,玉玺至此已经有了一丝奇幻色彩。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雒阳——东汉都城——一片动荡不安,玉玺也在混乱中失踪。董卓之乱后,孙坚进军雒阳时发现一口枯井冒出“五色气”,于是派人下井查看,由此捞出了玉玺。玉玺被孙坚捞出后遭到了袁术的觊觎,袁术拘禁了孙坚的夫人才将玉玺夺到手。然而,袁术当然没有想到,这枚玉玺带来的不是帝王气,而是丧钟。 袁术败亡后,玉玺归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并随着历朝更迭一次次流传于不同的皇室。《北史》中载:“二汉相传,又历魏、晋;晋怀帝败,没于刘聪;聪败,没于石氏;石氏败,晋穆帝永和中,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护何融送于建业;历宋、齐、梁;梁败,侯景得之;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隋朝灭亡后,萧后携玉玺逃入突厥,直到唐太宗时期玉玺复归于中原。之后玉玺又经后梁传至后唐,最终随着后唐末帝李从珂的自焚而灭失。之后各朝虽然常有玉玺复出的消息,但早已真伪难辨,反倒是玉玺所代表的“天命”,长久流传于世人心中。 走下神坛的玉玺 从宏观角度来看,玉玺之所以被历代君主所追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家天下”之外成功开拓了一条通向法统之路,为各朝提供了“天命”的逻辑起点。玉玺是一项“权力证书”,它意味着皇权可以突破血统与世系,在新的君主身上扎根,从而开创新的时代。然而,玉玺超越朝代的法律地位也一步步走向衰落,而衰落的起点,正在理学昌盛的宋朝。 后唐末期,玉玺随着李从珂自焚而消失,直到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咸阳百姓段义无意中挖出了玉玺,这个已经消失近百年的法统权力证书才重新进入朝廷的视野。按传统来说,这算是难得的吉瑞,本应是一件盛事,然而不少儒士冷眼相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刘恕之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是神器大宝,必当扼喉而夺之,则乱臣贼子,释然得行其志矣……”在综合考量之下宋哲宗赵煦最终还是接受了玉玺并改元元符。在改元诏书中,赵煦如此强调:“朕统承圣绪,绍述先猷,克享天心,屡蒙佳贶……申锡无疆,神玺自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封诏书出具后不到三十年,北宋就灭亡了…… 到了明朝,玉玺受到的“轻视”更上了一个台阶。明朝玉玺两次“复出”,一次是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当时的礼部尚书傅瀚评论道:“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另一次是在天启四年(1624年),这一次,发现地的巡抚程绍递交了一份奏折:“今玺出,适在臣疆,既不当复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间。欲遣官恭进阙廷,迹涉贡媚。且至尊所宝,在德不在玺,故先驰奏闻,候命进止。”傅瀚有“受命以德不以玺”,程绍有“至尊所宝,在德不在玺”,可以看出在明朝官员眼中,玉玺已经不再是法统的权力证书。 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眼中,玉玺更成了一件普通的“玩好旧器”,在《国朝传宝记》中,这位“十全老人”以“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八个大字,为玉玺作了盖棺论定,玉玺的政治权力史,由此画上了句号。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法统权力证书,玉玺承载的不仅仅是王朝的更迭史,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从秦汉魏晋隋唐诸朝皇帝对玉玺的追逐,到宋元君主对玉玺的矛盾态度,再到明清帝王对玉玺的轻视,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也变得日益健全、成熟。玉玺的封神之路帮助中国人摆脱了“家天下”的束缚,而其走下神坛时,带走的还有整个时代对“天命”的迷信。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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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玺漂流记:天命权力证书的起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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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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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皇帝之宝”玉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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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隐龙
自秦汉易代后,玉玺似乎就是“天命权力证书”,得玉玺者可得天下,而无玉玺者纵然当了皇帝也是“白板天子”。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玉玺在这里成了一个无记名式权力证书,有着“占有即所有”的属性,而且居然还能跨朝代通用,成为后世野心家争逐的对象。小小一枚玉玺,为何会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呢? 玉玺的奇幻漂流 作为中国古代皇权的标志,玉玺其实还有一个前身:禹鼎。传说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之后,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并将其铸造成了九鼎,以一鼎代表一州,九鼎自然就代表天下。夏商周三朝,禹鼎一直作为传国重器存放在都城,作为统治者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熊旅问禹鼎的大小轻重,意欲取代周朝,由此留下了“楚王问鼎”的典故。 楚王的野心,最终由秦始皇实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凭借“六王毕,四海一”的赫赫武功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秦朝,并开始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想方设法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之一便是将玉玺的使用权垄断在皇帝手中。 如果说以玉玺为皇帝特权的制度设计还仅仅是秦朝的“一厢情愿”,献玺这一仪式被后继王朝的开国君主所接受,就使得玉玺的继受正式成为王朝更迭的象征。而刘邦接受玉玺的背后,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素。西汉的开国君主刘邦出身于亭长,在六国的众多旧贵族面前,其显然需要一个论证自己“天命加身”的证据,而这枚玉玺显然是最好的道具。刘邦之后,玉玺在历代汉皇手中传继,直到王莽篡汉时,也是以逼迫皇太后交出玉玺为标志,秦始皇的玉玺成了货真价实的传国玉玺。 东汉建立后,玉玺辗转为汉光武帝刘秀获得,一直传至汉灵帝手中。经过秦、西汉、新、玄汉、东汉数朝四百余年的层层加持,玉玺的象征性被无限扩大。 不过,玉玺至此已经有了一丝奇幻色彩。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雒阳——东汉都城——一片动荡不安,玉玺也在混乱中失踪。董卓之乱后,孙坚进军雒阳时发现一口枯井冒出“五色气”,于是派人下井查看,由此捞出了玉玺。玉玺被孙坚捞出后遭到了袁术的觊觎,袁术拘禁了孙坚的夫人才将玉玺夺到手。然而,袁术当然没有想到,这枚玉玺带来的不是帝王气,而是丧钟。 袁术败亡后,玉玺归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并随着历朝更迭一次次流传于不同的皇室。《北史》中载:“二汉相传,又历魏、晋;晋怀帝败,没于刘聪;聪败,没于石氏;石氏败,晋穆帝永和中,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护何融送于建业;历宋、齐、梁;梁败,侯景得之;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隋朝灭亡后,萧后携玉玺逃入突厥,直到唐太宗时期玉玺复归于中原。之后玉玺又经后梁传至后唐,最终随着后唐末帝李从珂的自焚而灭失。之后各朝虽然常有玉玺复出的消息,但早已真伪难辨,反倒是玉玺所代表的“天命”,长久流传于世人心中。 走下神坛的玉玺 从宏观角度来看,玉玺之所以被历代君主所追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家天下”之外成功开拓了一条通向法统之路,为各朝提供了“天命”的逻辑起点。玉玺是一项“权力证书”,它意味着皇权可以突破血统与世系,在新的君主身上扎根,从而开创新的时代。然而,玉玺超越朝代的法律地位也一步步走向衰落,而衰落的起点,正在理学昌盛的宋朝。 后唐末期,玉玺随着李从珂自焚而消失,直到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咸阳百姓段义无意中挖出了玉玺,这个已经消失近百年的法统权力证书才重新进入朝廷的视野。按传统来说,这算是难得的吉瑞,本应是一件盛事,然而不少儒士冷眼相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刘恕之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是神器大宝,必当扼喉而夺之,则乱臣贼子,释然得行其志矣……”在综合考量之下宋哲宗赵煦最终还是接受了玉玺并改元元符。在改元诏书中,赵煦如此强调:“朕统承圣绪,绍述先猷,克享天心,屡蒙佳贶……申锡无疆,神玺自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封诏书出具后不到三十年,北宋就灭亡了…… 到了明朝,玉玺受到的“轻视”更上了一个台阶。明朝玉玺两次“复出”,一次是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当时的礼部尚书傅瀚评论道:“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另一次是在天启四年(1624年),这一次,发现地的巡抚程绍递交了一份奏折:“今玺出,适在臣疆,既不当复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间。欲遣官恭进阙廷,迹涉贡媚。且至尊所宝,在德不在玺,故先驰奏闻,候命进止。”傅瀚有“受命以德不以玺”,程绍有“至尊所宝,在德不在玺”,可以看出在明朝官员眼中,玉玺已经不再是法统的权力证书。 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眼中,玉玺更成了一件普通的“玩好旧器”,在《国朝传宝记》中,这位“十全老人”以“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八个大字,为玉玺作了盖棺论定,玉玺的政治权力史,由此画上了句号。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法统权力证书,玉玺承载的不仅仅是王朝的更迭史,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从秦汉魏晋隋唐诸朝皇帝对玉玺的追逐,到宋元君主对玉玺的矛盾态度,再到明清帝王对玉玺的轻视,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也变得日益健全、成熟。玉玺的封神之路帮助中国人摆脱了“家天下”的束缚,而其走下神坛时,带走的还有整个时代对“天命”的迷信。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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