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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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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维
供应链的重要性在后疫情时代越发凸显。 去年以来,在包括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新冠肺炎疫情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全球供应链断供频发,风险陡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命题。 中国同样要面对这一问题,但优势也很明显。在近日举行的2021全球智能物流峰会(GSSC)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指出:“我们拥有全世界供应链最完整的实体经济,在传统产业上有后来者优势,还可以利用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再创新的来源。” 林毅夫坚信,从2036年到2050年,中国应该还有每年6%的增长潜力,而且可以实现4%左右的增长。在新发展格局之下,需要企业家抓住中国后来者优势与换道超车的优势。 发展参差不齐 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GDP正增长的大国,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独树一帜。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京东运营及供应链管理学教席教授赵先德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有很好的掌控能力”。在疫情初期即使人们足不出户,仍然可以享受到送货上门的服务,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这种供应链能力使得我们的GDP能够增长。” 供应链的重要性也早为顶层设计所注意到。2017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认为供应链具有三大重要意义: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引领全球化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一批适合我国国情的供应链发展新技术和新模式,基本形成覆盖我国重点产业的智慧供应链体系。供应链在促进降本增效、供需匹配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培育100家左右的全球供应链领先企业,重点产业的供应链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重要中心。 在赵先德看来,目前供应链管理在不同公司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我们根据过去这些年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供应链管理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有一些企业还处于被动执行的第一阶段,有一些企业则已经进入了第四阶段”。 赵先德所说的“第一阶段”,是指改革开放初期,很多行业都是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了生产单一化标准化的产品,通过规模效益降低成本,供应链不会参与其中。 到了第二阶段,客户需求多样化,负责供应链管理的人员开始参与竞争战略的制定,研究如何根据不同产品和细分市场的特征选择合适的供应链能力,并且通过供应链的网络流程以及资源的优化来建立起这样的能力,供应链从被动执行的角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 到了第三阶段,即在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用户强调体验,竞争的逻辑开始从产品主导逻辑转向服务主导逻辑。供应链在这一阶段要通过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组合来提高用户的体验、用户所判断的价值。这一阶段可称为“智慧和体验型的供应链”。 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上,京东等一些供应链做得好的企业,基于供应链的能力打造生态圈,在生态圈里打造合作共赢的一个环境,通过合作机制的设计以及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吸引众多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组织参与进来。这一阶段也是第四阶段,可称为“供应链+生态圈”阶段。 再造生产模式 显然,数字化已经成为供应链当下发展避不开的关键词。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认为,数字化供应链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第一,数字化供应链的核心技术必然是基于数字技术和智能化的技术,所以数字化与智能化是数字供应链发展的核心技术支撑。 第二,数字化供应链并不是引入一个数字供应链的系统就够了,上下游的应用场景配合至关重要。首先,从服务主体来说,如果企业自身没有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供应链很难落到实处。企业要从思维方式到具体的操作系统再到执行层面,都进行数字化转型。其次,从服务对象来说,包括商品库存、销售相关数据等能否对应到每个SKU(Stock Keeping Unit,是库存保有单位)都要实现数字化,这是数字化供应链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三,数字化供应链不仅仅是一个链条,它还为整个实体经济带来生产模式的再造。数字化供应链基于真实的海量数据研究需求,将原有大规模生产销售模式改造成以需求为中心的模式,以实现对市场的更高柔性且更快速度的反应。 很多企业对于数字化供应链都在进行尝试和探索。与会的多个企业代表分享了他们的观点与经验。沃尔沃汽车亚太区执行副总裁兼法务副总裁胡彦杭认为,数字化是企业构建智能服务新生态的关键,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安利,过去面对的是营销伙伴、经销商,“我们不知道我们产品真正的消费者是谁?但是大数据打通了这个壁垒,让企业能够知道我的产品最后被谁消费了。”安利(中国)供应链副总裁陈森林说。 嬴彻科技创始人和CEO马喆人对通过自动驾驶技术产生的货运机器人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认为其“为数字供应链提供的是全新的一代生产力”。在他看来,“不仅仅需要信息化的连接技术,也需要有全新的生产力,才有可能真正把端到端的供应链中城际的这一段,做出‘0到1的变化’”。 俊富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赵民忠说,自己企业生产的是在个人护理领域的快速消费品,消费者关心的是品质好、成本低、交货快,选择多,这就需要做生产供应链的改造,“从供应链一体出发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京东就拿出的是一体化供应链的方案与实践。“随着物流与供应链产业逐渐进入以数字化引领的新时期,物流与供应链创新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一体化供应链物流将成为企业高质发展的增长点、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端到端效率的新引擎,创造长久而深远的价值。”京东物流CEO余睿说,作为新兴的物流服务模式,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已成为供应链“补链”“强链”的重要途径,既可以提供覆盖贯穿供应链战略到执行的解决方案,又可以提供从方案到网络到运营的一体化落地支撑。 对冲外部压力 的确,伴随消费、生产、流通的悄然变化,传统供应链亟待转型。 据余睿分析,新一代消费者个性化不断增强,倒逼品牌商快速响应需求。另外,伴随着消费端变化,流通渠道不断迭代,全渠道多场景销售发展加速,产品销售波动性大幅增加,这对品牌商的传统分销模式和库存管理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反馈到生产端,精益生产、柔性生产是一大转型难题,如何更好地平衡成本与效率、在竞争中保有优势,是品牌商、制造商所面临的挑战。 赵萍在调研供应链中发现,过去一年企业共同面对的挑战有三个方面:一是供应链能否稳定,有没有保证,这是对供应链最低的要求。二是很多企业愿意建设自己的供应链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但不知道与谁合作,找到一个能够提供从供应链设计、规划、执行的“一站式”服务的合作者并不容易。三是在企业接受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的同时,如何在执行层面和这一系统有效对接。 赵萍特别提醒,外在的环境是我们所改变不了的,但是如何通过内部供应链的优化、数字化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对冲外部成本上升的压力是很重要的。 “面向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取决于供应链的竞争。”赵萍说,这是因为供应链能有效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挖掘内部降低成本的潜力,从而使企业在应对市场的千变万化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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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传统供应链亟待转型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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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部供应链数字化对冲外部成本上升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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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0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互联网法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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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维
供应链的重要性在后疫情时代越发凸显。 去年以来,在包括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新冠肺炎疫情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全球供应链断供频发,风险陡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命题。 中国同样要面对这一问题,但优势也很明显。在近日举行的2021全球智能物流峰会(GSSC)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指出:“我们拥有全世界供应链最完整的实体经济,在传统产业上有后来者优势,还可以利用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再创新的来源。” 林毅夫坚信,从2036年到2050年,中国应该还有每年6%的增长潜力,而且可以实现4%左右的增长。在新发展格局之下,需要企业家抓住中国后来者优势与换道超车的优势。 发展参差不齐 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GDP正增长的大国,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独树一帜。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京东运营及供应链管理学教席教授赵先德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有很好的掌控能力”。在疫情初期即使人们足不出户,仍然可以享受到送货上门的服务,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这种供应链能力使得我们的GDP能够增长。” 供应链的重要性也早为顶层设计所注意到。2017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认为供应链具有三大重要意义: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引领全球化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一批适合我国国情的供应链发展新技术和新模式,基本形成覆盖我国重点产业的智慧供应链体系。供应链在促进降本增效、供需匹配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培育100家左右的全球供应链领先企业,重点产业的供应链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重要中心。 在赵先德看来,目前供应链管理在不同公司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我们根据过去这些年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供应链管理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有一些企业还处于被动执行的第一阶段,有一些企业则已经进入了第四阶段”。 赵先德所说的“第一阶段”,是指改革开放初期,很多行业都是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了生产单一化标准化的产品,通过规模效益降低成本,供应链不会参与其中。 到了第二阶段,客户需求多样化,负责供应链管理的人员开始参与竞争战略的制定,研究如何根据不同产品和细分市场的特征选择合适的供应链能力,并且通过供应链的网络流程以及资源的优化来建立起这样的能力,供应链从被动执行的角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 到了第三阶段,即在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用户强调体验,竞争的逻辑开始从产品主导逻辑转向服务主导逻辑。供应链在这一阶段要通过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组合来提高用户的体验、用户所判断的价值。这一阶段可称为“智慧和体验型的供应链”。 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上,京东等一些供应链做得好的企业,基于供应链的能力打造生态圈,在生态圈里打造合作共赢的一个环境,通过合作机制的设计以及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吸引众多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组织参与进来。这一阶段也是第四阶段,可称为“供应链+生态圈”阶段。 再造生产模式 显然,数字化已经成为供应链当下发展避不开的关键词。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认为,数字化供应链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第一,数字化供应链的核心技术必然是基于数字技术和智能化的技术,所以数字化与智能化是数字供应链发展的核心技术支撑。 第二,数字化供应链并不是引入一个数字供应链的系统就够了,上下游的应用场景配合至关重要。首先,从服务主体来说,如果企业自身没有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供应链很难落到实处。企业要从思维方式到具体的操作系统再到执行层面,都进行数字化转型。其次,从服务对象来说,包括商品库存、销售相关数据等能否对应到每个SKU(Stock Keeping Unit,是库存保有单位)都要实现数字化,这是数字化供应链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三,数字化供应链不仅仅是一个链条,它还为整个实体经济带来生产模式的再造。数字化供应链基于真实的海量数据研究需求,将原有大规模生产销售模式改造成以需求为中心的模式,以实现对市场的更高柔性且更快速度的反应。 很多企业对于数字化供应链都在进行尝试和探索。与会的多个企业代表分享了他们的观点与经验。沃尔沃汽车亚太区执行副总裁兼法务副总裁胡彦杭认为,数字化是企业构建智能服务新生态的关键,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安利,过去面对的是营销伙伴、经销商,“我们不知道我们产品真正的消费者是谁?但是大数据打通了这个壁垒,让企业能够知道我的产品最后被谁消费了。”安利(中国)供应链副总裁陈森林说。 嬴彻科技创始人和CEO马喆人对通过自动驾驶技术产生的货运机器人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认为其“为数字供应链提供的是全新的一代生产力”。在他看来,“不仅仅需要信息化的连接技术,也需要有全新的生产力,才有可能真正把端到端的供应链中城际的这一段,做出‘0到1的变化’”。 俊富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赵民忠说,自己企业生产的是在个人护理领域的快速消费品,消费者关心的是品质好、成本低、交货快,选择多,这就需要做生产供应链的改造,“从供应链一体出发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京东就拿出的是一体化供应链的方案与实践。“随着物流与供应链产业逐渐进入以数字化引领的新时期,物流与供应链创新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一体化供应链物流将成为企业高质发展的增长点、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端到端效率的新引擎,创造长久而深远的价值。”京东物流CEO余睿说,作为新兴的物流服务模式,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已成为供应链“补链”“强链”的重要途径,既可以提供覆盖贯穿供应链战略到执行的解决方案,又可以提供从方案到网络到运营的一体化落地支撑。 对冲外部压力 的确,伴随消费、生产、流通的悄然变化,传统供应链亟待转型。 据余睿分析,新一代消费者个性化不断增强,倒逼品牌商快速响应需求。另外,伴随着消费端变化,流通渠道不断迭代,全渠道多场景销售发展加速,产品销售波动性大幅增加,这对品牌商的传统分销模式和库存管理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反馈到生产端,精益生产、柔性生产是一大转型难题,如何更好地平衡成本与效率、在竞争中保有优势,是品牌商、制造商所面临的挑战。 赵萍在调研供应链中发现,过去一年企业共同面对的挑战有三个方面:一是供应链能否稳定,有没有保证,这是对供应链最低的要求。二是很多企业愿意建设自己的供应链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但不知道与谁合作,找到一个能够提供从供应链设计、规划、执行的“一站式”服务的合作者并不容易。三是在企业接受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的同时,如何在执行层面和这一系统有效对接。 赵萍特别提醒,外在的环境是我们所改变不了的,但是如何通过内部供应链的优化、数字化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对冲外部成本上升的压力是很重要的。 “面向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取决于供应链的竞争。”赵萍说,这是因为供应链能有效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挖掘内部降低成本的潜力,从而使企业在应对市场的千变万化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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