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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源于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是其最基本的内涵
● 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始终，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防范化解社会各类矛盾风险的宝贵经验
●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干部群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和载体，不断深化平安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大放异彩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王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座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已然旧貌换了新颜；时代的洪流汹涌澎湃，从枫桥镇走出来的“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源于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是其最基本的内涵。
五十八载栉风沐雨，“枫桥经验”从美丽的枫桥镇走出，在浙江大地开花结果，于全国各地大放异彩，迸发出穿越时空的旺盛生命力。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浙江这片孕育发展了“枫桥经验”的热土，采访了现年94岁高龄的“枫桥经验”第一稿起草人董光、上个世纪70年代枫桥区委副书记许根贤等多位“枫桥经验”亲历者，以及枫桥派出所老杨调解中心负责人杨光照、浙江当地政法机关相关负责人等“枫桥经验”的传承者、发扬者，追寻“枫桥经验”一路走来的光辉足迹。
树起枫桥经验旗帜
各地纷纷试点推广
不久前的一个上午，枫桥镇的上空飘着零星小雨，美丽的枫溪江比平时更多了几分灵动。
《法治日报》记者冒雨来到“枫桥经验”陈列馆，在诸暨市“枫桥经验”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丁利培的带领下，走进“枫桥经验”孕育发展的漫漫历史长河。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浙江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196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公安厅调研科副科长董光突然接到一份公安部交办下来的任务，要他带领几名同志尽快草拟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的主体内容就是对“枫桥经验”的总结。
而今，陈列馆里有一处名为“灶头起草‘枫桥经验’”的蜡像展，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描绘的正是董光几人起草报告时的紧张工作场景。
“那时候我们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不过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争分夺秒地往前赶，灶头上、凳子上都是起草报告的‘战场’……”回忆起当年那个场景，董光的眉宇间透着激动的神采。
报告完成后，公安部据此形成了一篇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材料，送毛泽东同志审阅，准备作为在全国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很快，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主席的批示树起了‘枫桥经验’的旗帜，成为‘枫桥经验’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笔。”董光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196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自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酒香不怕巷子深”，“枫桥经验”率先在当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示范引领。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青年的成功经验。
在枫桥镇钟山村钟瑛自然村的一处民居内，《法治日报》记者见到了“枫桥经验”历史上教育教化违法青少年的典型——“破缸而逃”的主人公骆尧松。
骆尧松上小学时因偷窃屡教不改被开除学籍，骆尧松的父亲怕他再惹祸，就用一个大水缸扣住了他，但没想到骆尧松竟然将水缸敲破逃走，开始四处偷盗。
1965年起，钟瑛村发动群众对骆尧松进行教育改造，使他成为生产积极分子，过上了幸福安宁的正常生活，并因此成了“枫桥经验”的应用典型。
“大家不仅从生活上帮助我，还从思想上教育感化我，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此改过自新。”谈及此处，骆尧松已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一抹羞赧的笑容。
骆尧松口中提到的“大家”，就包括时任枫桥区委副书记许根贤。许根贤是当年用“枫桥经验”改造骆尧松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如今的他已是一位银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他对“枫桥经验”发挥的历史作用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
十年动乱结束后，枫桥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提供了范例。“如何对待‘四类分子’和‘大法不犯、小法常犯’的流窜犯，如何做好社会面上的治安管理工作，‘枫桥经验’帮助解决了当时大量出现的此类社会难题。”许根贤说。
时间如白驹过隙，改革开放的春风随后吹遍祖国大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坚持“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注重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发动群众预防和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先进经验。
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走在细雨如酥的枫桥镇上，当地人们的脸上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展现在《法治日报》记者眼前的是一片山清水秀、祥和安宁的景象。
“要戴致富帽，先戴平安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村睦人和，才能干成事。”诸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潘超英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这些都是枫桥镇干部群众时常挂在嘴边的金句。
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强调，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由此开启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孕育、发展的新征程。
“此后，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始终，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防范化解社会各类矛盾风险的宝贵经验。”潘超英说。
老杨，大名杨光照，曾是枫桥镇公安派出所民警，从警期间一直尽心帮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这位“枫桥经验”的践行者、人民群众的“老娘舅”，谈起自己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发展时滔滔不绝。
2008年，老杨和枫桥镇3名退休干部一起成立了“老杨调解工作室”。两年后，“老杨调解工作室”更名“老杨调解中心”，专为群众调解纠纷，如今在当地可谓妇孺皆知。
作为“枫桥经验”的传承者和践行者，“思想上热爱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服务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是老杨一直以来不变的工作准则。11年时间里，老杨调解中心成功调解了近2500起矛盾纠纷。这个数字背后，是老杨和同事们一起努力践行“枫桥经验”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努力。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长庆派出所是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多年来，长庆派出所以科技增强服务软实力，不断提高预知、预防、预警和处突能力，开拓基层社会治理“新高地”，全力打造“枫桥式派出所”城市样板。
“这里是派出所的综合信息指挥室，有着协调、指挥、信息采集、分析研判等全功能，为指挥调度、现场处置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切实提高了服务群众能力水平，有利于快速高效解决警情、处理纠纷，真正实现矛盾就地解决不上交。”长庆派出所所长孔建铭指着眼前的大屏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湖州市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浙江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地。
近年来，湖州市政法机关积极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力推进矛盾调解中心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去年1至11月，全市所有区县实现90%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区县以下，全市法院诉前化解和民事可调撤率87.57%，位居全省第一。
“我们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根本原则，牢固树立‘防为主、防为上’工作理念，坚持把矛调中心建设作为建设‘重要窗口’示范样本的标志性工程来抓，持续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两个排查见底’专项行动，为党和人民站好岗，我们还创新推广乡村治理‘余村经验’，镇域治理‘织里经验’，建成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镇、村7个，积极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家园卫士’‘德清嫂’‘平安大姐’等群防群治品牌越擦越亮。”湖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夏文星如数家珍地说道。
除了《法治日报》记者走过的这些“点”，“枫桥经验”还在浙江的整个“面”上绽放出朵朵和谐美丽之花——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要义，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通过“三治融合”，浙江较好地回答了基层社会治理“谁来治”“怎么治”“治什么”的问题，“治”出了社会活力，“治”出了和谐有序。
“坚持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本源意义。近年来，浙江始终把坚持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浙江建设全过程，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从“小治安”到“大平安”，从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防范化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风险，延伸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构建起具有浙江特点的社会风险预测预警预防体系。
抓基层、打基础是“枫桥经验”的永恒主题。
浙江省坚持全局规划、整体设计、创新理念，在全面推进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以综合信息指挥室为枢纽，以“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依托，以“全科网格”为底座，构建集成化、智慧化、标准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基层就地化解矛盾、防控风险、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
传统与科技相结合
枫桥经验大放异彩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纵观“枫桥经验”的整个发展历程，就是一个由点及面，不断辐射、扩大覆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干部群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和载体，不断深化平安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大放异彩。
党建引领，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
广西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主线，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主心骨”，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湖南浏阳以党建为引领，加快构建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全面推行“党建+微网格”工作，因地制宜将全市划分成3.2万个微网格，构建起“市、乡、村、支、微”五级架构体系，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员就在身边”。
各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科学有机融合，不断推动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提档升级。
因地制宜，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学路径。
四川在虫草采挖点和草原牧场建起流动党支部，统筹帐篷调解室等力量，培养了大批“马背调解员”，现场化解牧区群众矛盾纠纷。
海岸线长度全国第二，是福建化解涉海涉渔涉边矛盾纠纷必须面对的区域特点。对此，福建宁德、泉州等地整合公安、海事、海警、海洋渔业等涉海部门资源力量，陆海联手、联调联处，构建起矛盾纠纷“不上岸”的“海上枫桥”体系。
各地纷纷立足实际，科学谋划，创新推出一系列新理念、新经验、新做法，为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大量有益参考和借鉴。
科技赋能，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强大助力。
黑龙江大庆两级法院将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作为优化司法效能的可靠路径，不断提升智慧法院建设水平，建设跨域立案平台打破管辖区划限制，建设互联网庭审平台方便群众远程参加庭审，建设在线调解平台推动矛盾化解由线下向线上延伸，进一步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
安徽公安如火如荼地开展“皖警智创”活动，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语音等新技术与公安工作深度融合，推出“前哨”“慧眼”“智侦”“神搜”等大量智慧警务应用，最大限度赋能基层一线、助推打防管控，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各地坚持传统手段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载体，积极探索新时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途径、新模式，不断提升对矛盾纠纷的预防、研判与化解能力，有力提高了解决矛盾纠纷的实效。
从一地精致“盆景”发展为全国精彩“风景”，“枫桥经验”穿越时空，焕发出新的神采。
勇立潮头，方显担当。各地将继续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广大群众安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制图/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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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群众预防和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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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桥经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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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26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经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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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源于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是其最基本的内涵
● 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始终，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防范化解社会各类矛盾风险的宝贵经验
●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干部群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和载体，不断深化平安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大放异彩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王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座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已然旧貌换了新颜；时代的洪流汹涌澎湃，从枫桥镇走出来的“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源于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是其最基本的内涵。
五十八载栉风沐雨，“枫桥经验”从美丽的枫桥镇走出，在浙江大地开花结果，于全国各地大放异彩，迸发出穿越时空的旺盛生命力。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浙江这片孕育发展了“枫桥经验”的热土，采访了现年94岁高龄的“枫桥经验”第一稿起草人董光、上个世纪70年代枫桥区委副书记许根贤等多位“枫桥经验”亲历者，以及枫桥派出所老杨调解中心负责人杨光照、浙江当地政法机关相关负责人等“枫桥经验”的传承者、发扬者，追寻“枫桥经验”一路走来的光辉足迹。
树起枫桥经验旗帜
各地纷纷试点推广
不久前的一个上午，枫桥镇的上空飘着零星小雨，美丽的枫溪江比平时更多了几分灵动。
《法治日报》记者冒雨来到“枫桥经验”陈列馆，在诸暨市“枫桥经验”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丁利培的带领下，走进“枫桥经验”孕育发展的漫漫历史长河。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浙江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196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公安厅调研科副科长董光突然接到一份公安部交办下来的任务，要他带领几名同志尽快草拟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的主体内容就是对“枫桥经验”的总结。
而今，陈列馆里有一处名为“灶头起草‘枫桥经验’”的蜡像展，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描绘的正是董光几人起草报告时的紧张工作场景。
“那时候我们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不过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争分夺秒地往前赶，灶头上、凳子上都是起草报告的‘战场’……”回忆起当年那个场景，董光的眉宇间透着激动的神采。
报告完成后，公安部据此形成了一篇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材料，送毛泽东同志审阅，准备作为在全国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很快，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主席的批示树起了‘枫桥经验’的旗帜，成为‘枫桥经验’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笔。”董光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196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自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酒香不怕巷子深”，“枫桥经验”率先在当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示范引领。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青年的成功经验。
在枫桥镇钟山村钟瑛自然村的一处民居内，《法治日报》记者见到了“枫桥经验”历史上教育教化违法青少年的典型——“破缸而逃”的主人公骆尧松。
骆尧松上小学时因偷窃屡教不改被开除学籍，骆尧松的父亲怕他再惹祸，就用一个大水缸扣住了他，但没想到骆尧松竟然将水缸敲破逃走，开始四处偷盗。
1965年起，钟瑛村发动群众对骆尧松进行教育改造，使他成为生产积极分子，过上了幸福安宁的正常生活，并因此成了“枫桥经验”的应用典型。
“大家不仅从生活上帮助我，还从思想上教育感化我，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此改过自新。”谈及此处，骆尧松已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一抹羞赧的笑容。
骆尧松口中提到的“大家”，就包括时任枫桥区委副书记许根贤。许根贤是当年用“枫桥经验”改造骆尧松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如今的他已是一位银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他对“枫桥经验”发挥的历史作用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
十年动乱结束后，枫桥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提供了范例。“如何对待‘四类分子’和‘大法不犯、小法常犯’的流窜犯，如何做好社会面上的治安管理工作，‘枫桥经验’帮助解决了当时大量出现的此类社会难题。”许根贤说。
时间如白驹过隙，改革开放的春风随后吹遍祖国大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坚持“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注重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发动群众预防和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先进经验。
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走在细雨如酥的枫桥镇上，当地人们的脸上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展现在《法治日报》记者眼前的是一片山清水秀、祥和安宁的景象。
“要戴致富帽，先戴平安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村睦人和，才能干成事。”诸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潘超英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这些都是枫桥镇干部群众时常挂在嘴边的金句。
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强调，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由此开启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孕育、发展的新征程。
“此后，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始终，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防范化解社会各类矛盾风险的宝贵经验。”潘超英说。
老杨，大名杨光照，曾是枫桥镇公安派出所民警，从警期间一直尽心帮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这位“枫桥经验”的践行者、人民群众的“老娘舅”，谈起自己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发展时滔滔不绝。
2008年，老杨和枫桥镇3名退休干部一起成立了“老杨调解工作室”。两年后，“老杨调解工作室”更名“老杨调解中心”，专为群众调解纠纷，如今在当地可谓妇孺皆知。
作为“枫桥经验”的传承者和践行者，“思想上热爱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服务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是老杨一直以来不变的工作准则。11年时间里，老杨调解中心成功调解了近2500起矛盾纠纷。这个数字背后，是老杨和同事们一起努力践行“枫桥经验”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努力。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长庆派出所是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多年来，长庆派出所以科技增强服务软实力，不断提高预知、预防、预警和处突能力，开拓基层社会治理“新高地”，全力打造“枫桥式派出所”城市样板。
“这里是派出所的综合信息指挥室，有着协调、指挥、信息采集、分析研判等全功能，为指挥调度、现场处置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切实提高了服务群众能力水平，有利于快速高效解决警情、处理纠纷，真正实现矛盾就地解决不上交。”长庆派出所所长孔建铭指着眼前的大屏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湖州市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浙江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地。
近年来，湖州市政法机关积极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力推进矛盾调解中心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去年1至11月，全市所有区县实现90%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区县以下，全市法院诉前化解和民事可调撤率87.57%，位居全省第一。
“我们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根本原则，牢固树立‘防为主、防为上’工作理念，坚持把矛调中心建设作为建设‘重要窗口’示范样本的标志性工程来抓，持续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两个排查见底’专项行动，为党和人民站好岗，我们还创新推广乡村治理‘余村经验’，镇域治理‘织里经验’，建成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镇、村7个，积极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家园卫士’‘德清嫂’‘平安大姐’等群防群治品牌越擦越亮。”湖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夏文星如数家珍地说道。
除了《法治日报》记者走过的这些“点”，“枫桥经验”还在浙江的整个“面”上绽放出朵朵和谐美丽之花——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要义，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通过“三治融合”，浙江较好地回答了基层社会治理“谁来治”“怎么治”“治什么”的问题，“治”出了社会活力，“治”出了和谐有序。
“坚持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本源意义。近年来，浙江始终把坚持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浙江建设全过程，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从“小治安”到“大平安”，从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防范化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风险，延伸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构建起具有浙江特点的社会风险预测预警预防体系。
抓基层、打基础是“枫桥经验”的永恒主题。
浙江省坚持全局规划、整体设计、创新理念，在全面推进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以综合信息指挥室为枢纽，以“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依托，以“全科网格”为底座，构建集成化、智慧化、标准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基层就地化解矛盾、防控风险、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
传统与科技相结合
枫桥经验大放异彩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纵观“枫桥经验”的整个发展历程，就是一个由点及面，不断辐射、扩大覆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干部群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和载体，不断深化平安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大放异彩。
党建引领，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
广西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主线，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主心骨”，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湖南浏阳以党建为引领，加快构建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全面推行“党建+微网格”工作，因地制宜将全市划分成3.2万个微网格，构建起“市、乡、村、支、微”五级架构体系，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员就在身边”。
各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科学有机融合，不断推动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提档升级。
因地制宜，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学路径。
四川在虫草采挖点和草原牧场建起流动党支部，统筹帐篷调解室等力量，培养了大批“马背调解员”，现场化解牧区群众矛盾纠纷。
海岸线长度全国第二，是福建化解涉海涉渔涉边矛盾纠纷必须面对的区域特点。对此，福建宁德、泉州等地整合公安、海事、海警、海洋渔业等涉海部门资源力量，陆海联手、联调联处，构建起矛盾纠纷“不上岸”的“海上枫桥”体系。
各地纷纷立足实际，科学谋划，创新推出一系列新理念、新经验、新做法，为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大量有益参考和借鉴。
科技赋能，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强大助力。
黑龙江大庆两级法院将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作为优化司法效能的可靠路径，不断提升智慧法院建设水平，建设跨域立案平台打破管辖区划限制，建设互联网庭审平台方便群众远程参加庭审，建设在线调解平台推动矛盾化解由线下向线上延伸，进一步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
安徽公安如火如荼地开展“皖警智创”活动，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语音等新技术与公安工作深度融合，推出“前哨”“慧眼”“智侦”“神搜”等大量智慧警务应用，最大限度赋能基层一线、助推打防管控，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各地坚持传统手段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载体，积极探索新时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途径、新模式，不断提升对矛盾纠纷的预防、研判与化解能力，有力提高了解决矛盾纠纷的实效。
从一地精致“盆景”发展为全国精彩“风景”，“枫桥经验”穿越时空，焕发出新的神采。
勇立潮头，方显担当。各地将继续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广大群众安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制图/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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