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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经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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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陈祎琪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不断发布过禁止珍贵文物出口、保护古建筑等指示或命令。随着国家工农业的发展，各项基本建设工程的进行以及法制的不断完善，制定一部保护文物的法规已提上日程。
在总结十年来保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全面的国家文物保护法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纠正“大跃进”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错误
1949年11月，文化部内设文化事业管理局，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随后，地方政府陆续设立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
1950年，为抢救饱受战争摧残的文化遗产，政务院先后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文件。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为了配合工农业生产建设，大量的考古工作必须赶在工程工期之前清理和发掘完毕。全国各地积极开展群众培训，下放文物保护管理权，普及考古发掘技术，将群众性的考古工作扩大为广泛的群众运动。
这一时期，考古挖掘的数量和速度明显提升。但过分追求“多”和“快”，片面服从经济建设，盲目组织群众性业余发掘队参与，忽视了考古发掘工作所需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不仅导致质量粗糙、工作无序和不科学，还给一些文物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据北京市文物局统计，1958年至1959年第一次北京市文物普查共登记古建筑类文物3282项，但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只剩下2529项。
“大跃进”高潮过后，文物局围绕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的经验教训，并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
“那时候我们搞一个务虚会，开了几个月，就是讲为什么会出问题，今后怎么个搞法。”时任文物局业务秘书谢辰生回忆道，“大家主要认为‘大跃进’打破了科学规律，不按章办事，主观主义，所以必须要重新想办法规范文物工作，要把那些不合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纠正过来，着重解决法制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58年，所有已颁布的文物领域的文件都只针对单个问题，包括文物走私、打击盗墓、考古发掘等，缺少一部系统全面的综合性法规。
在此背景下，由时任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主持，谢辰生执笔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历时两年，十易其稿，终于面世。
通过新中国首部综合性文物保护法规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次提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并确定了180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包括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33处、石窟寺14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77处、石刻及其他11处、古遗址26处、古墓葬19处。
195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并将7000多处已经明确的文物古迹列为保护单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并保护。与此同时展开文物普查，根据普查成果继续补充。
在这一基础上，同时参考梁思成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就这样确定了。
这份名单翻开了我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历史的新篇章。
1960年11月17日，国务院第105次全体会议召开。
对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定，文化部负责人介绍说，这是第一批，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这是尖子，最好的，先拿出来示范，然后陆续再搞，还有若干批呢。另外省里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县里还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将来应该保的都得保。
这次会议通过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并批准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依法管理文物工作步入正轨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通知》《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三个文件。
谢辰生曾回忆说：“当时发下去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也是我起草的。这个《指示》是按照《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精神，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凡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要保护，贯彻‘两重两利’方针；二是文物修缮，尽可能保持文物古迹工作的原状，不应当大拆大改或者将附近环境大加改变；三是继续文物普查，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是向群众加强宣传，使文物保护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工作。”
《指示》还特别强调：“保护文物古迹工作的本身，也是一件文化艺术工作，必须注意尽可能保持文物古迹工作的原状，不应当大拆大改或者将附近环境大加改变，那样做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又改变了文物的历史原貌，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实际上是对文物古迹的破坏。”
这些精神，到现在也一直沿用。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不得破坏和擅自运往国外。各级人民委员会对于所辖境内的文物负有保护责任。一切现在地下遗存的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
该条例还明确了县（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分级管理体制，并第一次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定、维护、使用、迁移、拆除等作出明确规定。从此，我国步入了依法管理文物工作的正轨。
根据《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文化部还分別于1963年4月17日颁发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于1963年8月27日颁发《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于1964年9月17日发布经国务院批准的《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初步形成了以《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为依据的一套中国文物法规。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文物保护法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是新中国文物法制的重要基石，更是现代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基本原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继承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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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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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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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2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经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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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陈祎琪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不断发布过禁止珍贵文物出口、保护古建筑等指示或命令。随着国家工农业的发展，各项基本建设工程的进行以及法制的不断完善，制定一部保护文物的法规已提上日程。
在总结十年来保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全面的国家文物保护法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纠正“大跃进”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错误
1949年11月，文化部内设文化事业管理局，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随后，地方政府陆续设立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
1950年，为抢救饱受战争摧残的文化遗产，政务院先后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文件。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为了配合工农业生产建设，大量的考古工作必须赶在工程工期之前清理和发掘完毕。全国各地积极开展群众培训，下放文物保护管理权，普及考古发掘技术，将群众性的考古工作扩大为广泛的群众运动。
这一时期，考古挖掘的数量和速度明显提升。但过分追求“多”和“快”，片面服从经济建设，盲目组织群众性业余发掘队参与，忽视了考古发掘工作所需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不仅导致质量粗糙、工作无序和不科学，还给一些文物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据北京市文物局统计，1958年至1959年第一次北京市文物普查共登记古建筑类文物3282项，但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只剩下2529项。
“大跃进”高潮过后，文物局围绕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的经验教训，并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
“那时候我们搞一个务虚会，开了几个月，就是讲为什么会出问题，今后怎么个搞法。”时任文物局业务秘书谢辰生回忆道，“大家主要认为‘大跃进’打破了科学规律，不按章办事，主观主义，所以必须要重新想办法规范文物工作，要把那些不合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纠正过来，着重解决法制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58年，所有已颁布的文物领域的文件都只针对单个问题，包括文物走私、打击盗墓、考古发掘等，缺少一部系统全面的综合性法规。
在此背景下，由时任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主持，谢辰生执笔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历时两年，十易其稿，终于面世。
通过新中国首部综合性文物保护法规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次提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并确定了180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包括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33处、石窟寺14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77处、石刻及其他11处、古遗址26处、古墓葬19处。
195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并将7000多处已经明确的文物古迹列为保护单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并保护。与此同时展开文物普查，根据普查成果继续补充。
在这一基础上，同时参考梁思成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就这样确定了。
这份名单翻开了我国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历史的新篇章。
1960年11月17日，国务院第105次全体会议召开。
对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定，文化部负责人介绍说，这是第一批，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这是尖子，最好的，先拿出来示范，然后陆续再搞，还有若干批呢。另外省里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县里还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将来应该保的都得保。
这次会议通过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并批准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依法管理文物工作步入正轨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通知》《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三个文件。
谢辰生曾回忆说：“当时发下去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也是我起草的。这个《指示》是按照《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精神，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凡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要保护，贯彻‘两重两利’方针；二是文物修缮，尽可能保持文物古迹工作的原状，不应当大拆大改或者将附近环境大加改变；三是继续文物普查，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是向群众加强宣传，使文物保护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工作。”
《指示》还特别强调：“保护文物古迹工作的本身，也是一件文化艺术工作，必须注意尽可能保持文物古迹工作的原状，不应当大拆大改或者将附近环境大加改变，那样做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又改变了文物的历史原貌，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实际上是对文物古迹的破坏。”
这些精神，到现在也一直沿用。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不得破坏和擅自运往国外。各级人民委员会对于所辖境内的文物负有保护责任。一切现在地下遗存的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
该条例还明确了县（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分级管理体制，并第一次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定、维护、使用、迁移、拆除等作出明确规定。从此，我国步入了依法管理文物工作的正轨。
根据《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文化部还分別于1963年4月17日颁发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于1963年8月27日颁发《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于1964年9月17日发布经国务院批准的《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初步形成了以《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为依据的一套中国文物法规。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文物保护法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是新中国文物法制的重要基石，更是现代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基本原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继承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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