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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君
浦东学院学习的10天里，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到了。跟上海当地的朋友联系，请他们带我寻访一下中共中央早期在沪秘密机关。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诞生后，中央机关便一直在上海秘密办公(只在广州和武汉临时办公各两个月)，直至1933年1月迁往红都瑞金，时间长达12年。我党的幼年时期，力量不强，经验不多，而外部环境险恶、斗争尖锐，无情的摧残、悲壮的牺牲、可耻的背叛无日无之。为了安全，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是秘密的、分散的，而且是随时准备搬家的。12年间，中共中央在上海留下多处办公旧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城市的改造，很多已经灭失了。根据现有资料，我查到了以下几处线索，提供给上海当地的朋友——
中央局机关，(1921年)南昌路100弄2号，(党的三大之后)浙江北路118号；中央政治局机关(1928-1931年)，黄浦区云南中路171-173号；中央特科旧址，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中央组织部(1928-1931年)，静安雕塑公园附近；中央秘书处(1930-1931年)，静安区江宁路673弄10号；中央上海局(1947年)，长宁区江苏路389弄21号。
朋友十分认真，将这些地方逐一查看，给我回信说，旧址大多灭失，找不到标识。有的虽有标识，也无法参观，比如中央特科旧址，现在是民房。真正能参观的，只有中央局在党的三大以后的办公地址。听后有些失望，但我还是坚持去看一看。
闸北区三曾里，是党的三大之后的中央局办公地(1923年7月至1924年7月)。中央局相当于现在的中央书记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蔡和森5人组成。如此重要的机关，其实也就是一座小二层楼，一座普通的石库门民宅，跟召开一大的李汉俊寓所大体相似。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3人住在这里，对外号称湖南王氏三兄弟，职业是海关事务服务，比如填写报关表格、外文翻译、小额借贷等，为此还在门口挂了一个“关捐行”的招牌。后来杨开慧由长沙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与毛泽东同住在一楼前厢房，这是他们一家四口最长的一段团聚时光。不久，向警予也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带着女儿与蔡和森同住在后厢房。小楼里增加了些生活气氛，也掩护了中央的工作。罗章龙晚年回忆，由于居住了3户人家，党内同志就把这里称为“三户楼”。
比起一楼来，二楼就严肃多了，这是中央局办公和开会的地方，陈独秀经常到这里来。他在这里设了一张床，有时开会晚了，也在这里留宿。1923年，中央局最大的一件工作就是促进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于这件意义重大的举动，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国民党内，都有严重的分歧意见。有些共产党员担心，党加入体量庞大而暮气沉沉的国民党后会被同化，失去独立性和先进性；有些国民党人担心，这些生机勃勃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不好领导，不会听话，甚至还会成为异己分子。但是从当时国民革命的需要来看，国共合作势在必行，必须促成。合作了，国民党得到新鲜血液会焕发生机，共产党呢，辅佐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的同时，也会攀缘着这棵老树发展自己。一系列艰苦工作之后，国共合作的条件终于成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正式开展国共合作，四分之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由共产党员担任。此后国民革命旗鼓大开，北伐大军挥师出征，四分五裂的中国重新走向统一。
参观完中央局旧址，我还坚持到中央特科旧址去看一看。虽然不能进屋，从楼外看看也可以。许多年前，我就对这个神秘的机构怀有深深的崇拜和由衷的敬意！这是由周恩来创办并直接领导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创造了一幕幕空前绝后、比电视剧还要惊险的人间传奇！史料记载，中央特科下设4个机构：一是总务科，负责总协调，特别是负责筹款和打通关节，营救被捕同志；二是情报科，负责收集和传递情报，安排和联系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三是保卫科，也就是身手敏捷、弹无虚发的“红队”，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安全和处决叛徒；四是通讯科，负责中央和共产国际以及各个根据地之间的电文来往。可以说没有中央特科，就没有中共中央的运转和安全。中央特科出了大事，中共中央也会直接面临凶险。比如历史上的顾顺章叛变事件，连续上映了钱壮飞星夜送情报、党中央紧急大搬家等一系列惊险故事。除了周恩来之外，我党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也都参与过特科的领导，比如陈云、康生。而李克农直接负责过情报工作，陈赓曾经直接负责“红队”。
如今的中央特科旧址，确实只是一个普通的院子。不过院门口还挂着一个铁牌标识，标明这里是中央特科旧址，也是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地。这房子至少有百年历史了，地板砖是20世纪初的花纹，磨损严重的木楼梯走上去嘎吱作响。不用作任何修饰，和老电影中的地下党办公场景一模一样。回到楼门外的时候，同伴看了看门口贴着的告示，高兴地说，是腾退通告，看来这个房子要整理了，说不定要建成中央特科纪念馆！我们期待着这是真的。
今年，我党就有百年历史了。100年的建党史，70多年的执政史，在世界上应是十分罕见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凭这一点，足证中国共产党的不凡与卓越。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百年大党，也有幼年。党的幼年在上海，上海历练了党的幼年。但是最根本的是，党本身的志存高远和坚韧不拔，初心一旦树立，虽九死而犹未悔；使命一旦担当，出不入兮往不返！中央在上海12年，有7位政治局常委、11位政治局委员英勇献身，血洒龙华。正是有了这股血性和气节，中国共产党这棵石缝中的小草，经历狂风暴雨、野火寒霜而生生不死、遇挫弥坚，最终破石裂土、干霄凌云，成为参天大树。
前辈的奋斗和先烈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和平的环境和执政的地位，今天的共产党员不必日日面临生死的考验，却仍然时时面临着初心的拷问和使命的检验。壮怀激烈仍不可少，慎终追远需伴终身。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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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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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早期上海秘密机关寻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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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6-1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经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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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君
浦东学院学习的10天里，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到了。跟上海当地的朋友联系，请他们带我寻访一下中共中央早期在沪秘密机关。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诞生后，中央机关便一直在上海秘密办公(只在广州和武汉临时办公各两个月)，直至1933年1月迁往红都瑞金，时间长达12年。我党的幼年时期，力量不强，经验不多，而外部环境险恶、斗争尖锐，无情的摧残、悲壮的牺牲、可耻的背叛无日无之。为了安全，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是秘密的、分散的，而且是随时准备搬家的。12年间，中共中央在上海留下多处办公旧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城市的改造，很多已经灭失了。根据现有资料，我查到了以下几处线索，提供给上海当地的朋友——
中央局机关，(1921年)南昌路100弄2号，(党的三大之后)浙江北路118号；中央政治局机关(1928-1931年)，黄浦区云南中路171-173号；中央特科旧址，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中央组织部(1928-1931年)，静安雕塑公园附近；中央秘书处(1930-1931年)，静安区江宁路673弄10号；中央上海局(1947年)，长宁区江苏路389弄21号。
朋友十分认真，将这些地方逐一查看，给我回信说，旧址大多灭失，找不到标识。有的虽有标识，也无法参观，比如中央特科旧址，现在是民房。真正能参观的，只有中央局在党的三大以后的办公地址。听后有些失望，但我还是坚持去看一看。
闸北区三曾里，是党的三大之后的中央局办公地(1923年7月至1924年7月)。中央局相当于现在的中央书记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蔡和森5人组成。如此重要的机关，其实也就是一座小二层楼，一座普通的石库门民宅，跟召开一大的李汉俊寓所大体相似。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3人住在这里，对外号称湖南王氏三兄弟，职业是海关事务服务，比如填写报关表格、外文翻译、小额借贷等，为此还在门口挂了一个“关捐行”的招牌。后来杨开慧由长沙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与毛泽东同住在一楼前厢房，这是他们一家四口最长的一段团聚时光。不久，向警予也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带着女儿与蔡和森同住在后厢房。小楼里增加了些生活气氛，也掩护了中央的工作。罗章龙晚年回忆，由于居住了3户人家，党内同志就把这里称为“三户楼”。
比起一楼来，二楼就严肃多了，这是中央局办公和开会的地方，陈独秀经常到这里来。他在这里设了一张床，有时开会晚了，也在这里留宿。1923年，中央局最大的一件工作就是促进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于这件意义重大的举动，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国民党内，都有严重的分歧意见。有些共产党员担心，党加入体量庞大而暮气沉沉的国民党后会被同化，失去独立性和先进性；有些国民党人担心，这些生机勃勃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不好领导，不会听话，甚至还会成为异己分子。但是从当时国民革命的需要来看，国共合作势在必行，必须促成。合作了，国民党得到新鲜血液会焕发生机，共产党呢，辅佐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的同时，也会攀缘着这棵老树发展自己。一系列艰苦工作之后，国共合作的条件终于成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正式开展国共合作，四分之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由共产党员担任。此后国民革命旗鼓大开，北伐大军挥师出征，四分五裂的中国重新走向统一。
参观完中央局旧址，我还坚持到中央特科旧址去看一看。虽然不能进屋，从楼外看看也可以。许多年前，我就对这个神秘的机构怀有深深的崇拜和由衷的敬意！这是由周恩来创办并直接领导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创造了一幕幕空前绝后、比电视剧还要惊险的人间传奇！史料记载，中央特科下设4个机构：一是总务科，负责总协调，特别是负责筹款和打通关节，营救被捕同志；二是情报科，负责收集和传递情报，安排和联系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三是保卫科，也就是身手敏捷、弹无虚发的“红队”，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安全和处决叛徒；四是通讯科，负责中央和共产国际以及各个根据地之间的电文来往。可以说没有中央特科，就没有中共中央的运转和安全。中央特科出了大事，中共中央也会直接面临凶险。比如历史上的顾顺章叛变事件，连续上映了钱壮飞星夜送情报、党中央紧急大搬家等一系列惊险故事。除了周恩来之外，我党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也都参与过特科的领导，比如陈云、康生。而李克农直接负责过情报工作，陈赓曾经直接负责“红队”。
如今的中央特科旧址，确实只是一个普通的院子。不过院门口还挂着一个铁牌标识，标明这里是中央特科旧址，也是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地。这房子至少有百年历史了，地板砖是20世纪初的花纹，磨损严重的木楼梯走上去嘎吱作响。不用作任何修饰，和老电影中的地下党办公场景一模一样。回到楼门外的时候，同伴看了看门口贴着的告示，高兴地说，是腾退通告，看来这个房子要整理了，说不定要建成中央特科纪念馆！我们期待着这是真的。
今年，我党就有百年历史了。100年的建党史，70多年的执政史，在世界上应是十分罕见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凭这一点，足证中国共产党的不凡与卓越。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百年大党，也有幼年。党的幼年在上海，上海历练了党的幼年。但是最根本的是，党本身的志存高远和坚韧不拔，初心一旦树立，虽九死而犹未悔；使命一旦担当，出不入兮往不返！中央在上海12年，有7位政治局常委、11位政治局委员英勇献身，血洒龙华。正是有了这股血性和气节，中国共产党这棵石缝中的小草，经历狂风暴雨、野火寒霜而生生不死、遇挫弥坚，最终破石裂土、干霄凌云，成为参天大树。
前辈的奋斗和先烈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和平的环境和执政的地位，今天的共产党员不必日日面临生死的考验，却仍然时时面临着初心的拷问和使命的检验。壮怀激烈仍不可少，慎终追远需伴终身。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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