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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剑锋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什么会在2011年开始这一轮的法学教学改革，这需要从一些具体的事例说起。2010年时，北京大学法学院领导班子进行了换届。当时学院安排笔者负责教学工作，由于刚刚接手工作又缺少经验，心里非常着急，一直琢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把学院的教学工作做得更好。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发生了几件小事：
第一件事。一位年轻老师跟我在未名湖畔散步时交流教学的相关问题。年轻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潘老师，你觉得最近十几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学院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上变化大吗？”我反问道：“你说呢？”他说，自他到北京大学学习至博士毕业留校，10年左右的时间，自己的感受无论是在教学的内容还是形式变化都不大。
第二件事。有一天，北大法学院来了两位著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其中一位是我们的校友）。他对我说：“潘老师，我们律师事务所想跟学院合作，您看有没有可能？”我说：“特别欢迎。你们想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模式？”这两位合伙人跟我讲了不少，核心的意思是他们律所的律师可以给我们法学院开4、5门课程，由他们来选拔一部分自愿来听这些课程的同学，然后由我们共同来培养这些同学。但有一个条件，这些同学毕业之后如果从事律师工作，首先要到他们律所去工作。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合作成功，但这位律师的建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件事。有两位资深的仲裁员，专门到北大法学院找到我，要跟我聊一聊。在聊的过程中，其中一位跟我说：“潘老师，我觉得北大的学生很可爱、很聪明，但北大法学院的学生还很可怜。”我说：“北大的学生很可爱、很聪明，平常大家都说得挺多，你怎么说他们很可怜？”
他说：“是这样的，最近两年，国内组织了相关的法庭辩论比赛，北大的学生在辩论赛中发挥得是不错的，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北大的学生很可爱、很聪明，有不错的素质，但是最终取得的成绩不大好，多数都没有进入决赛。原因是什么呢？按学生在辩论赛中的表现以及现场的临场反应，都可以看出他们很聪明也很用功，之所以无法取得好成绩主要原因是缺少专业老师的专门指导。”据他说，事后跟学生聊天，询问他们怎么没有带队老师。学生说，老师们都很忙，没有空指导他们，包括参赛的相关的经费都是学生自己筹集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位仲裁员觉得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很可怜。他认为，既然老师是教书育人，就应该更多地关爱学生。他相信，只要有老师肯投入，肯对学生进行指导，能花时间对学生进行训练，北大学生夺得辩论赛的冠军，不会成为问题。
这三个故事，或者说这三件小事，分别发生，具体的事情也不一样，但是它们指向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北大法学院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及北大法学院的服务团队，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重视得还不够，投入得还不够多。
怎么办？我们要改变这一种现象。为此我们就确定了教学改革的目标，要提高学生的能力，要把我们学生培养成优秀的人才。为此我们召集了若干次不同教师群体参加的座谈会。最后决定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我们完善了北大法学院当时的教学管理制度，从招生到课程设置、到毕业，各个环节的制度，我们都进一步修改完善。第二，我们整理了课程库，削减了一些课程：一些对学生能力培养没有什么意义以及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课程。当时课程库共有410多门课，通过集体的讨论研究，削减后剩260多门，腾出时间和空间来增设对学生能力培养有意义的课程。
接下来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法科学生的培养上应当设置哪些课程？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法科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思考与研讨，我们基本上统一了认识，认为作为法科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专业知识和学习能力。也就是说专业知识要掌握扎实，另外作为一个合格的法科学生，还应该掌握如何进行学习、如何学习新知识的方法，这是第一方面的能力。第二，表达能力，包括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第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还有一点对法科学生很重要，就是要有家国情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最后这样的一个能力看起来有点虚，但是作为法科学生来讲，具有家国情怀、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很重要的。法科学生将来很可能从事的是法律职业，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人，这样的人，必须要有家国情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所以为了培养学生们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就确定了课程总体的改革方案。基本想法是这样的：传统的、基础的专业课程仍然是主体，另外需要加强法科学科中实践性比较强的基础性学科的实践性教学，需要加强比较法课程或者涉外法律课程的开设。在基础课程、实务课程、案例研习和比较法的课程的基础上，还要开设提高学生法科综合能力的课程，如谈判、辩论和写作课程。在这样一个总的模块下，我们开始设立相关的课程。并动员相关的老师积极参加教学改革实践，我们关于课程改革的想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老师的支持和拥护。
当时我的想法是用3年到4年的时间，开6门案例研习课，包括民事案例研习、刑事案例研习、民诉案例研习、刑诉案例研习、行政法案例研习、经济法案例研习。最后，我们确实在3年之内完成了开设6门案例研习课的任务。同时，实务类课程，我们也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了设立；对于比较法课程我们也进行了设计，而且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课程设立了之后，就要真正进行运作，我们的老师在这之中作了很大努力。比如，民事案例研习，最开始开设的分别是葛云松老师、许德峰老师带着更年轻的刘哲玮老师，后来贺剑老师加入。刑事案例研习，主要是车浩老师在陈兴良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开设这个课程。客观上来讲，开设案例课老师是要有比较多的投入的。因为这些课程的开设，要组织助教进行课程案例的预先研讨，要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然后要求写出案例分析报告，老师们要对作业进行批改和讲评。当时开设这个课程，我也跟老师们表态，学院会全力的支持。比如，在工作量的计算和助教的配置方面，给开设案例研习课的老师一定力度的支持。
上案例研习课，学生感觉被虐得厉害。上案例课的同学，通常两个礼拜要提交一次作业，一次作业的字数不少于1万字，所以一个学期下来，要交七八次作业，一般会达到10万字以上。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学生能力不提高都不可能。学生虽然感觉到很辛苦，但对课程也特别地满意。葛云松老师也主要因为这门课教得好，获得了北大教学成就奖（第一届全校6个，葛老师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开设实务性的课程，比如邓峰老师主持的《合同法实务》，他邀请一些仲裁员来一块上，这是很典型的双师同堂。这类课最有喜感的画面之一是，课堂上的两位老师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两个人辩论起来，日常被老师虐得不行的同学们在此时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北大老师很关爱学生，关注学生的成长。例如邓峰老师，他教《合同法实务》课程，除了上课投入，还对学生作业的批改投入很多精力。学期结束时，他把学生开学初写的第一次作业和学期结束时学生的最后一次作业在朋友圈里晒出来，朋友们一看就知道，通过作业的对比，能看出来学生的进步，老师为学生的进步感到高兴。我们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推出的案例课、实务课程，以及比较法的课程，都比较成功。
老师们对教改的付出，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每个学期结束时，学校有组织学生给老师上课情况予以评价（打分）。最近一些年，法学院教改的课程大致在评价得分前10门课程里头，会占到一半，这是相当多了。最近5年，北大法学院课程评价一直名列全校前三，其中两年全校第一。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教育部推出的国家本科优秀课程，北大法学院开设的《民事案例研习》和《刑事案例研习》两门课程名列其中，这两门课，都是教改新增设的课程。
北大法学院搞好法学教育的一个很核心的目标，就是培养优秀的学生。要培养优秀的学生，很重要的是要提高学生学法律和用法律的能力。实际上我们还开设很多别的课，比如说我们还开谈判的课程，开仲裁的以及法庭辩论的课程。这次中国法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到学院视察，他现场听了一个40分钟的模拟仲裁课程，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2014年之后，北大法学院学生代表队参加各类竞赛，取得了一系列很优秀的成绩，包括各类竞赛的国内冠军，以及我们中国代表队在国际上取得的最好成绩。参加辩论赛的学生，不少被世界名校录取，有到耶鲁的，有到斯坦福的，有到伯克利的。我们有两个学生还得了有“本科生中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罗德奖。
北大法学教改课程一门一门地开，比如案例研习课，最先开设的是民事案例，接着是刑事案例，之后是民诉案例、刑诉案例、行政法案例、经济法案例等，截至目前，原先预设的6门案例课都开全了，成为了最受学生欢迎的一系列课程。另外像比较法课程，涉外法律课程，我们也是逐一开课，几年下来也都成了系列课程。因此，教学改革的设计和坚持很重要。教学是个良心活儿，因为教学在评价体系中权重不大，而且要见成效相对还比较慢。像我们教学改革取得一定的效果，都需要长期的坚持，需要持之以恒。
培养优秀的人才，国际化课程和国际交流也很重要。北大法学院的国际化课程和国际交流项目主要有：设立“众达全球化与法治讲席教授”席位，定期从全球聘请最知名的学者担任讲席教授；聘请国际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优秀法律学者、实务专家担任访问学者；开设“Global & Comparative Law”等英文系列课程；开设实践实务系列课程，为赛事提供理论辅导和训练；聘请20位国际著名学者（包括来自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洪堡大学、东京大学等著名院校的教授）作为“全球讲席教授”，为学生介绍世界各国的法学前沿问题。
另外，我特别强调的是学校如果要国际化，除了请进来，还要让学生走出去。一方面联系境外的合作院校要多，另一方面要给学生一定的经济上的支持。现在，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很好，老百姓包括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总体上也不错，但还有一些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不大好，他们到境外学习，经济上负担比较重。所以，学院要想办法去筹集一些钱。我们比较幸运，若干个企业给我们筹款，最近几年，我们每年可以有100万元左右的经费，可以用来支持学生以及青年老师对外进行法学交流。
(文章为作者在“第二届法学大家公益讲座”实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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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改革纵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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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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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1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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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剑锋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什么会在2011年开始这一轮的法学教学改革，这需要从一些具体的事例说起。2010年时，北京大学法学院领导班子进行了换届。当时学院安排笔者负责教学工作，由于刚刚接手工作又缺少经验，心里非常着急，一直琢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把学院的教学工作做得更好。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发生了几件小事：
第一件事。一位年轻老师跟我在未名湖畔散步时交流教学的相关问题。年轻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潘老师，你觉得最近十几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学院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上变化大吗？”我反问道：“你说呢？”他说，自他到北京大学学习至博士毕业留校，10年左右的时间，自己的感受无论是在教学的内容还是形式变化都不大。
第二件事。有一天，北大法学院来了两位著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其中一位是我们的校友）。他对我说：“潘老师，我们律师事务所想跟学院合作，您看有没有可能？”我说：“特别欢迎。你们想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模式？”这两位合伙人跟我讲了不少，核心的意思是他们律所的律师可以给我们法学院开4、5门课程，由他们来选拔一部分自愿来听这些课程的同学，然后由我们共同来培养这些同学。但有一个条件，这些同学毕业之后如果从事律师工作，首先要到他们律所去工作。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合作成功，但这位律师的建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件事。有两位资深的仲裁员，专门到北大法学院找到我，要跟我聊一聊。在聊的过程中，其中一位跟我说：“潘老师，我觉得北大的学生很可爱、很聪明，但北大法学院的学生还很可怜。”我说：“北大的学生很可爱、很聪明，平常大家都说得挺多，你怎么说他们很可怜？”
他说：“是这样的，最近两年，国内组织了相关的法庭辩论比赛，北大的学生在辩论赛中发挥得是不错的，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北大的学生很可爱、很聪明，有不错的素质，但是最终取得的成绩不大好，多数都没有进入决赛。原因是什么呢？按学生在辩论赛中的表现以及现场的临场反应，都可以看出他们很聪明也很用功，之所以无法取得好成绩主要原因是缺少专业老师的专门指导。”据他说，事后跟学生聊天，询问他们怎么没有带队老师。学生说，老师们都很忙，没有空指导他们，包括参赛的相关的经费都是学生自己筹集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位仲裁员觉得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很可怜。他认为，既然老师是教书育人，就应该更多地关爱学生。他相信，只要有老师肯投入，肯对学生进行指导，能花时间对学生进行训练，北大学生夺得辩论赛的冠军，不会成为问题。
这三个故事，或者说这三件小事，分别发生，具体的事情也不一样，但是它们指向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北大法学院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及北大法学院的服务团队，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重视得还不够，投入得还不够多。
怎么办？我们要改变这一种现象。为此我们就确定了教学改革的目标，要提高学生的能力，要把我们学生培养成优秀的人才。为此我们召集了若干次不同教师群体参加的座谈会。最后决定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我们完善了北大法学院当时的教学管理制度，从招生到课程设置、到毕业，各个环节的制度，我们都进一步修改完善。第二，我们整理了课程库，削减了一些课程：一些对学生能力培养没有什么意义以及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课程。当时课程库共有410多门课，通过集体的讨论研究，削减后剩260多门，腾出时间和空间来增设对学生能力培养有意义的课程。
接下来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法科学生的培养上应当设置哪些课程？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法科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思考与研讨，我们基本上统一了认识，认为作为法科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专业知识和学习能力。也就是说专业知识要掌握扎实，另外作为一个合格的法科学生，还应该掌握如何进行学习、如何学习新知识的方法，这是第一方面的能力。第二，表达能力，包括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第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还有一点对法科学生很重要，就是要有家国情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最后这样的一个能力看起来有点虚，但是作为法科学生来讲，具有家国情怀、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很重要的。法科学生将来很可能从事的是法律职业，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人，这样的人，必须要有家国情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所以为了培养学生们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就确定了课程总体的改革方案。基本想法是这样的：传统的、基础的专业课程仍然是主体，另外需要加强法科学科中实践性比较强的基础性学科的实践性教学，需要加强比较法课程或者涉外法律课程的开设。在基础课程、实务课程、案例研习和比较法的课程的基础上，还要开设提高学生法科综合能力的课程，如谈判、辩论和写作课程。在这样一个总的模块下，我们开始设立相关的课程。并动员相关的老师积极参加教学改革实践，我们关于课程改革的想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老师的支持和拥护。
当时我的想法是用3年到4年的时间，开6门案例研习课，包括民事案例研习、刑事案例研习、民诉案例研习、刑诉案例研习、行政法案例研习、经济法案例研习。最后，我们确实在3年之内完成了开设6门案例研习课的任务。同时，实务类课程，我们也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了设立；对于比较法课程我们也进行了设计，而且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课程设立了之后，就要真正进行运作，我们的老师在这之中作了很大努力。比如，民事案例研习，最开始开设的分别是葛云松老师、许德峰老师带着更年轻的刘哲玮老师，后来贺剑老师加入。刑事案例研习，主要是车浩老师在陈兴良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开设这个课程。客观上来讲，开设案例课老师是要有比较多的投入的。因为这些课程的开设，要组织助教进行课程案例的预先研讨，要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然后要求写出案例分析报告，老师们要对作业进行批改和讲评。当时开设这个课程，我也跟老师们表态，学院会全力的支持。比如，在工作量的计算和助教的配置方面，给开设案例研习课的老师一定力度的支持。
上案例研习课，学生感觉被虐得厉害。上案例课的同学，通常两个礼拜要提交一次作业，一次作业的字数不少于1万字，所以一个学期下来，要交七八次作业，一般会达到10万字以上。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学生能力不提高都不可能。学生虽然感觉到很辛苦，但对课程也特别地满意。葛云松老师也主要因为这门课教得好，获得了北大教学成就奖（第一届全校6个，葛老师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开设实务性的课程，比如邓峰老师主持的《合同法实务》，他邀请一些仲裁员来一块上，这是很典型的双师同堂。这类课最有喜感的画面之一是，课堂上的两位老师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两个人辩论起来，日常被老师虐得不行的同学们在此时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北大老师很关爱学生，关注学生的成长。例如邓峰老师，他教《合同法实务》课程，除了上课投入，还对学生作业的批改投入很多精力。学期结束时，他把学生开学初写的第一次作业和学期结束时学生的最后一次作业在朋友圈里晒出来，朋友们一看就知道，通过作业的对比，能看出来学生的进步，老师为学生的进步感到高兴。我们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推出的案例课、实务课程，以及比较法的课程，都比较成功。
老师们对教改的付出，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每个学期结束时，学校有组织学生给老师上课情况予以评价（打分）。最近一些年，法学院教改的课程大致在评价得分前10门课程里头，会占到一半，这是相当多了。最近5年，北大法学院课程评价一直名列全校前三，其中两年全校第一。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教育部推出的国家本科优秀课程，北大法学院开设的《民事案例研习》和《刑事案例研习》两门课程名列其中，这两门课，都是教改新增设的课程。
北大法学院搞好法学教育的一个很核心的目标，就是培养优秀的学生。要培养优秀的学生，很重要的是要提高学生学法律和用法律的能力。实际上我们还开设很多别的课，比如说我们还开谈判的课程，开仲裁的以及法庭辩论的课程。这次中国法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到学院视察，他现场听了一个40分钟的模拟仲裁课程，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2014年之后，北大法学院学生代表队参加各类竞赛，取得了一系列很优秀的成绩，包括各类竞赛的国内冠军，以及我们中国代表队在国际上取得的最好成绩。参加辩论赛的学生，不少被世界名校录取，有到耶鲁的，有到斯坦福的，有到伯克利的。我们有两个学生还得了有“本科生中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罗德奖。
北大法学教改课程一门一门地开，比如案例研习课，最先开设的是民事案例，接着是刑事案例，之后是民诉案例、刑诉案例、行政法案例、经济法案例等，截至目前，原先预设的6门案例课都开全了，成为了最受学生欢迎的一系列课程。另外像比较法课程，涉外法律课程，我们也是逐一开课，几年下来也都成了系列课程。因此，教学改革的设计和坚持很重要。教学是个良心活儿，因为教学在评价体系中权重不大，而且要见成效相对还比较慢。像我们教学改革取得一定的效果，都需要长期的坚持，需要持之以恒。
培养优秀的人才，国际化课程和国际交流也很重要。北大法学院的国际化课程和国际交流项目主要有：设立“众达全球化与法治讲席教授”席位，定期从全球聘请最知名的学者担任讲席教授；聘请国际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优秀法律学者、实务专家担任访问学者；开设“Global & Comparative Law”等英文系列课程；开设实践实务系列课程，为赛事提供理论辅导和训练；聘请20位国际著名学者（包括来自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洪堡大学、东京大学等著名院校的教授）作为“全球讲席教授”，为学生介绍世界各国的法学前沿问题。
另外，我特别强调的是学校如果要国际化，除了请进来，还要让学生走出去。一方面联系境外的合作院校要多，另一方面要给学生一定的经济上的支持。现在，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很好，老百姓包括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总体上也不错，但还有一些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不大好，他们到境外学习，经济上负担比较重。所以，学院要想办法去筹集一些钱。我们比较幸运，若干个企业给我们筹款，最近几年，我们每年可以有100万元左右的经费，可以用来支持学生以及青年老师对外进行法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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