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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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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移默化提升群众法治观念 ◆ 解决问题用法氛围基本形成 ◆ 培养培训愈发规范化标准化 ◆ 离每户一名目标有一定差距
□ 本报记者 杜洋
2019年7月，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提出，在全国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重点培育一批以村干部、人民调解员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
农村“法律明白人”是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扎根基层，人熟、地熟、事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两年来，全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现状如何？如何解决培养中的难点？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江西、云南、上海等地司法机关，了解“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的进展和成效。
初具规模
距离上海市中心40公里的奉贤区吴房村是个“网红村”，作为上海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吴房村积极培养“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成功推出“阿傅讲故事”等一批法治品牌宣传项目。只要一说“阿傅讲故事”来了，村里的人就会放下手头的家务活去听故事，群众的法治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据悉，奉贤区首批共选任373名“法治带头人”、3269名“法律明白人”。
2004年，云南省司法厅在曲靖市马龙区（原马龙县）大庄乡乱头村委会和石河村委会率先开展“法治宣传中心户”创建试点工作，在每个村组挑选出一两户威望高、法律意识强、有公益心、房屋宽敞的“法律明白人”农户作为“法治宣传中心户”户主。
“试点以来，272户‘法治宣传中心户’每年解决各类矛盾纠纷560多起，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一线力量。”曲靖市司法局局长李四荣介绍说。
“每次调解都要进行法治宣传，说得他们心服口服。”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礼陂镇法律服务所原所长黄寿孙说，礼陂镇几十年来未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矛盾纠纷基本上内部消化。
受黄寿孙36年法治工作成绩的启示，崇仁县委从2015年开始，在礼陂镇探索推行“一户一位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如今，“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已在江西推广。
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江西省已累计遴选培养对象596．6万人，其中农村“法律明白人”骨干87．1万人，实现每10户就有一名“法律明白人”骨干，“法律明白人”户数占农户总户数的50%以上。
“培养工程实施3年来，农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基本形成。”江西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陈欢欢说。
优化培训
如何让更多的人成为“法律明白人”？
在江西，主要采用村民自荐、组织遴选、考核上岗的方式，确定“法律明白人”及其骨干。对确定为“法律明白人”培养对象的，经培训和考核通过后正式成为“法律明白人”。同时，在村组干部、村妇联干部、农村党员、致富能手、大学生村官、农村“五老”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村民中，遴选出“法律明白人”骨干。
2018年下半年至今，江西省陆续出台4份相关文件，健全工作机制，明确相关责任，引入“外脑”指导，进一步推动“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规范化、标准化。
在曲靖市马龙区，每个农村“法治宣传中心户”都配备书柜、农村适用法律法规书箱、法治宣传光盘和一名法治宣传员。村民遇到法律问题可以随时前来翻阅资料或进行咨询，无法解决的可通过宣传员与县、市级法律服务工作站律师联系帮助解答，使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
云南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陈迤权说，云南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重点培育以村两委班子成员、人民调解员、网格员、村民小组长等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目前已创建“五员一体”管理模式：负责学习培训等工作的法治宣传员，由村级调解员兼任；负责指导中心户开展工作的指导员，由司法所人员担任；负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调解员，由人民调解员担任；负责召集学习培训人员的联络员，由村组干部担任；负责督促宣传员、调解员、联络员开展工作的监督员，由村委会人员担任。这一模式可以让“法律明白人”业务工作和培养工程同步进行，相辅相成。
“‘七五’普法期间，省司法厅、省普法办编印出版了《云南百姓法治宝典》和《云南农村法律明白人培训教材》配发至村社区，对提升基层‘法律明白人’素质起到积极作用。”陈迤权说，村民群众也可以扫描书本上的二维码在线学习。
安徽省合肥市则创新“课堂+现场实景教学”模式，对“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展开培训，制定加强全市法治乡村建设实施意见。截至目前，培养农村“法律明白人”23164名、“法治带头人”1732名。
促进治理
培养农村“法律明白人”，不仅对提高农民法治意识、依法治村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良好条件。
为更好地服务村组织换届、宣传法律法规、化解矛盾纠纷、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江苏省常州市近日启动乡村“法律明白人”培育轮训，以周训、季训等方式完成对5000名“法律明白人”的轮训。
目前，马龙区“法律明白人”每年开展法治宣传活动6000多次。“法治宣传中心户”将10至20名村民分为一组，利用农闲、晚上时间组织村民学习讨论相关热门话题或具体事例。“‘法治宣传中心户’在村党支部和村组领导下开展工作，协助村党支部、村组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参与制定和修改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组织村民宣传法律法规，为村民做好法律咨询，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陈迤权说。
陈欢欢向记者介绍说，“法律明白人”骨干在抓好自身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基础上，收集当地社情民意，发现重大矛盾纠纷、突发事件苗头，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自觉学习、宣传并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进而推进农村社会事务依法、民主管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截至目前，江西省农村“法律明白人”共参与法治宣传236．8万件次，化解矛盾纠纷20．1万件次，参与社会事务18．7万件次，引导法律服务26．5万件次，为基层社会治理夯实了法治基础。
“‘法律明白人’工作虽已有序开展，但离实现农村每户培养1名‘法律明白人’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法律明白人’特别是骨干发挥的作用还有待加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空挂户培养培训难的问题还有待解决。”陈欢欢说，江西近期将出台进一步提升“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的指导意见，推动培养工程向城市社区拓展。同时推动建立“法律明白人”与村组干部、网格员、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等融合发展，完善“法律明白人”参与乡村治理等法治实践。
本版制图/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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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一名“法律明白人”需要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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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1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社会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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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移默化提升群众法治观念 ◆ 解决问题用法氛围基本形成 ◆ 培养培训愈发规范化标准化 ◆ 离每户一名目标有一定差距
□ 本报记者 杜洋
2019年7月，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提出，在全国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重点培育一批以村干部、人民调解员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
农村“法律明白人”是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扎根基层，人熟、地熟、事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两年来，全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现状如何？如何解决培养中的难点？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江西、云南、上海等地司法机关，了解“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的进展和成效。
初具规模
距离上海市中心40公里的奉贤区吴房村是个“网红村”，作为上海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吴房村积极培养“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成功推出“阿傅讲故事”等一批法治品牌宣传项目。只要一说“阿傅讲故事”来了，村里的人就会放下手头的家务活去听故事，群众的法治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据悉，奉贤区首批共选任373名“法治带头人”、3269名“法律明白人”。
2004年，云南省司法厅在曲靖市马龙区（原马龙县）大庄乡乱头村委会和石河村委会率先开展“法治宣传中心户”创建试点工作，在每个村组挑选出一两户威望高、法律意识强、有公益心、房屋宽敞的“法律明白人”农户作为“法治宣传中心户”户主。
“试点以来，272户‘法治宣传中心户’每年解决各类矛盾纠纷560多起，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一线力量。”曲靖市司法局局长李四荣介绍说。
“每次调解都要进行法治宣传，说得他们心服口服。”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礼陂镇法律服务所原所长黄寿孙说，礼陂镇几十年来未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矛盾纠纷基本上内部消化。
受黄寿孙36年法治工作成绩的启示，崇仁县委从2015年开始，在礼陂镇探索推行“一户一位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如今，“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已在江西推广。
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江西省已累计遴选培养对象596．6万人，其中农村“法律明白人”骨干87．1万人，实现每10户就有一名“法律明白人”骨干，“法律明白人”户数占农户总户数的50%以上。
“培养工程实施3年来，农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基本形成。”江西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陈欢欢说。
优化培训
如何让更多的人成为“法律明白人”？
在江西，主要采用村民自荐、组织遴选、考核上岗的方式，确定“法律明白人”及其骨干。对确定为“法律明白人”培养对象的，经培训和考核通过后正式成为“法律明白人”。同时，在村组干部、村妇联干部、农村党员、致富能手、大学生村官、农村“五老”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村民中，遴选出“法律明白人”骨干。
2018年下半年至今，江西省陆续出台4份相关文件，健全工作机制，明确相关责任，引入“外脑”指导，进一步推动“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规范化、标准化。
在曲靖市马龙区，每个农村“法治宣传中心户”都配备书柜、农村适用法律法规书箱、法治宣传光盘和一名法治宣传员。村民遇到法律问题可以随时前来翻阅资料或进行咨询，无法解决的可通过宣传员与县、市级法律服务工作站律师联系帮助解答，使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
云南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陈迤权说，云南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重点培育以村两委班子成员、人民调解员、网格员、村民小组长等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目前已创建“五员一体”管理模式：负责学习培训等工作的法治宣传员，由村级调解员兼任；负责指导中心户开展工作的指导员，由司法所人员担任；负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调解员，由人民调解员担任；负责召集学习培训人员的联络员，由村组干部担任；负责督促宣传员、调解员、联络员开展工作的监督员，由村委会人员担任。这一模式可以让“法律明白人”业务工作和培养工程同步进行，相辅相成。
“‘七五’普法期间，省司法厅、省普法办编印出版了《云南百姓法治宝典》和《云南农村法律明白人培训教材》配发至村社区，对提升基层‘法律明白人’素质起到积极作用。”陈迤权说，村民群众也可以扫描书本上的二维码在线学习。
安徽省合肥市则创新“课堂+现场实景教学”模式，对“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展开培训，制定加强全市法治乡村建设实施意见。截至目前，培养农村“法律明白人”23164名、“法治带头人”1732名。
促进治理
培养农村“法律明白人”，不仅对提高农民法治意识、依法治村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良好条件。
为更好地服务村组织换届、宣传法律法规、化解矛盾纠纷、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江苏省常州市近日启动乡村“法律明白人”培育轮训，以周训、季训等方式完成对5000名“法律明白人”的轮训。
目前，马龙区“法律明白人”每年开展法治宣传活动6000多次。“法治宣传中心户”将10至20名村民分为一组，利用农闲、晚上时间组织村民学习讨论相关热门话题或具体事例。“‘法治宣传中心户’在村党支部和村组领导下开展工作，协助村党支部、村组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参与制定和修改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组织村民宣传法律法规，为村民做好法律咨询，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陈迤权说。
陈欢欢向记者介绍说，“法律明白人”骨干在抓好自身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基础上，收集当地社情民意，发现重大矛盾纠纷、突发事件苗头，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自觉学习、宣传并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进而推进农村社会事务依法、民主管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截至目前，江西省农村“法律明白人”共参与法治宣传236．8万件次，化解矛盾纠纷20．1万件次，参与社会事务18．7万件次，引导法律服务26．5万件次，为基层社会治理夯实了法治基础。
“‘法律明白人’工作虽已有序开展，但离实现农村每户培养1名‘法律明白人’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法律明白人’特别是骨干发挥的作用还有待加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空挂户培养培训难的问题还有待解决。”陈欢欢说，江西近期将出台进一步提升“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的指导意见，推动培养工程向城市社区拓展。同时推动建立“法律明白人”与村组干部、网格员、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等融合发展，完善“法律明白人”参与乡村治理等法治实践。
本版制图/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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