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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家梁 王鹤霖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一栋两层楼房，坐北朝南，在阳光照射下，格外古朴庄重。86年前，就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史称“遵义会议”。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300多万人到“遵义会址”参观，在这里探寻红色基因。
舵手一易 重上新途
时间追溯到86年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
据《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桌下的火盆虽然难以驱散满屋寒意，但毛泽东铿锵有力的发言却让参会的年轻革命家们心头滚烫。躺在一张藤椅上参会的王稼祥带着枪伤、发着高烧，听完毛泽东的发言后坐直了身子热烈鼓掌，他坚决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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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形成了12000多字的总决议，总结了失败教训，通过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决定北渡长江创建新的根据地等决议。伍修权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写下了“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邓小平同志后来在评价遵义会议时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同志，在遵义会议9年后说过一段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指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
四项决定 历史抉择
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十多把椅子整齐地围绕着中心的长桌，而86年前的那场会议上，有方凳有长凳。据史料记载，腹部受伤的王稼祥躺在藤椅上参会，聂荣臻因脚伤每天坐担架到会。
据讲解员介绍，当时的参会者“先来先坐”，在这个靠火盆取暖、用煤油灯照明的27平方米空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开始转变。
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里“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会场气氛的焦灼。“A同志”是李德，他被批判和博古一起走了左倾军事错误路线。
《红军长征史》这样描述李德的状况：“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在根据史实还原的“遵义会议3D情景展”中，特型演员扮演的博古也在叹气、低头中度过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听完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后，博古叹气侧身，即使最后会议达成一致意见，他也没鼓掌表态。
长征前毛泽东虽已被撤销了军事指挥权，但他始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保持着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路走来，他不断争取党和红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努力挣脱“左”倾冒险主义的枷锁。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等为前奏，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精准预判和卓越才能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红军上下逐渐形成了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信任。
不少学者研究遵义会议这段史实时均发现，当时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贵州黄平曾有一段“橘园对谈”。王稼祥问：“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再这么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答：“我考虑再三，他们再来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
作为“三人团”的一员，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不少当时的与会者在回忆录中将张闻天的报告称为“反报告”，与博古的主报告针锋相对。
耿飚曾回忆说：“张闻天当时在中央的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人敢提呀。”耿飚提及的关键性问题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
这次会议作出了历史性的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
根据会议决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调整，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这项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严肃指出博古、李德要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不久后，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被称为“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1943年，张闻天在整风日记中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名重要亲历者对会议的如实评价。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到‘遵义会址’，通过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重温那段艰辛的历史时刻，体会那种坚毅的信念担当。每次参观、学习都是一次心灵的荡涤，成为激励我们更好履职，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动力源泉。”遵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刘秀林说。
“我计算过，红军长征一天至少要走40公里，相当于每天走6万多步，而且都是在与恶劣的环境和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走完的，没有非凡的信念支撑，难以想象。”来自遵义红花岗区的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已经讲了7年红色故事，她的书房里珍藏着她的爷爷——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权的生平照片。
“我通过整理爷爷的故事了解了整个长征，再把这些故事带到学校，讲给孩子们。”孔霞说，她业余时间都用来整理和传播遵义会议和长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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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伟大的转折历史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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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要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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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遵义会议会址。 王家梁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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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家梁 王鹤霖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一栋两层楼房，坐北朝南，在阳光照射下，格外古朴庄重。86年前，就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史称“遵义会议”。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300多万人到“遵义会址”参观，在这里探寻红色基因。
舵手一易 重上新途
时间追溯到86年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
据《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桌下的火盆虽然难以驱散满屋寒意，但毛泽东铿锵有力的发言却让参会的年轻革命家们心头滚烫。躺在一张藤椅上参会的王稼祥带着枪伤、发着高烧，听完毛泽东的发言后坐直了身子热烈鼓掌，他坚决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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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形成了12000多字的总决议，总结了失败教训，通过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决定北渡长江创建新的根据地等决议。伍修权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写下了“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邓小平同志后来在评价遵义会议时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同志，在遵义会议9年后说过一段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指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
四项决定 历史抉择
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十多把椅子整齐地围绕着中心的长桌，而86年前的那场会议上，有方凳有长凳。据史料记载，腹部受伤的王稼祥躺在藤椅上参会，聂荣臻因脚伤每天坐担架到会。
据讲解员介绍，当时的参会者“先来先坐”，在这个靠火盆取暖、用煤油灯照明的27平方米空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开始转变。
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里“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会场气氛的焦灼。“A同志”是李德，他被批判和博古一起走了左倾军事错误路线。
《红军长征史》这样描述李德的状况：“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在根据史实还原的“遵义会议3D情景展”中，特型演员扮演的博古也在叹气、低头中度过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听完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后，博古叹气侧身，即使最后会议达成一致意见，他也没鼓掌表态。
长征前毛泽东虽已被撤销了军事指挥权，但他始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保持着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路走来，他不断争取党和红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努力挣脱“左”倾冒险主义的枷锁。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等为前奏，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精准预判和卓越才能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红军上下逐渐形成了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信任。
不少学者研究遵义会议这段史实时均发现，当时会议上发言分量最重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贵州黄平曾有一段“橘园对谈”。王稼祥问：“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再这么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答：“我考虑再三，他们再来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
作为“三人团”的一员，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不少当时的与会者在回忆录中将张闻天的报告称为“反报告”，与博古的主报告针锋相对。
耿飚曾回忆说：“张闻天当时在中央的职务，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最高的。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人敢提呀。”耿飚提及的关键性问题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
这次会议作出了历史性的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
根据会议决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调整，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这项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严肃指出博古、李德要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不久后，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被称为“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1943年，张闻天在整风日记中写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名重要亲历者对会议的如实评价。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到‘遵义会址’，通过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重温那段艰辛的历史时刻，体会那种坚毅的信念担当。每次参观、学习都是一次心灵的荡涤，成为激励我们更好履职，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动力源泉。”遵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刘秀林说。
“我计算过，红军长征一天至少要走40公里，相当于每天走6万多步，而且都是在与恶劣的环境和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走完的，没有非凡的信念支撑，难以想象。”来自遵义红花岗区的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已经讲了7年红色故事，她的书房里珍藏着她的爷爷——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权的生平照片。
“我通过整理爷爷的故事了解了整个长征，再把这些故事带到学校，讲给孩子们。”孔霞说，她业余时间都用来整理和传播遵义会议和长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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