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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沿着长安街自东向西，可以看到北京火车站、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6座建筑。它们与华侨大厦、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和钓鱼台国宾馆并称首都“十大建筑”。
“十大建筑”规模宏伟，鲜有人知的是，它们当初的建设周期总共不足一年。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1958年至1959年间，“十大建筑”拔地而起，犹如十颗璀璨的明珠，让古老的北京城展露新颜。如今，无论从建筑质量还是审美的角度，它们都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成为共和国发展历程中的经典作品。
献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为展示年轻共和国取得的成就，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公共建筑，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经过反复筛选研究，最终确定修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并要求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
1958年9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召集建筑工作者开会和研究方案，讨论如何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如期完成工程建设。
当年国庆节前夕，民族文化宫已开始兴建，其他建筑因使用内容和要求比较具体，设计方案也都相继完成，唯有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迟迟无法确定。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李国胜是人民大会堂设计施工项目的亲历者。现年87岁的李老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当初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时，他只有25岁。他向记者回忆，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中难度最大的，要兼具宴会厅、大礼堂、中央大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多重功能，当时还没有可参考的样本。
包括李国胜在内的多名老建筑师都认为，正是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十大建筑”才得以顺利完成，在很多关键节点上，周总理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长远的政治眼光，为工程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也是“十大建筑”深受百姓认可并成为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
李国胜说，人民大会堂作为政治性建筑，既有万人大会堂，又有5000人宴会厅，面积特别大，设计难度高，“截至目前，除了中国，世界上再没有万人大会堂，并且我们就是在当时那么差的条件下建成的，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汇聚全国专家智慧设计
1958年9月8日，来自国内17个省（区市），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天津大学、广东华南工学院的老、中、青专家、学者会聚北京，开始了一场空前“竞赛”。他们日夜加班设计，通过反复评比，连续审查，筛选评议最佳方案。
李国胜说，周总理白天没有时间，都是晚上看方案。1958年10月14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总理连夜审查了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三家的方案，经仔细比较后，选定了北京市规划局赵冬日等人的方案。
“当时大家反复做方案，感到困难很大。一直到第六轮的时候，赵冬日跟市里沟通，提出了一个15.8万平方米的方案，这个方案基本就是现在的平面布局，北部是宴会厅，中部就是大礼堂、中央大厅，南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李国胜回忆说，时任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建筑师的赵冬日认为，最初提出的7万平方米的建设要求与应具规格、应有规模差距太大，必须突破。
七轮讨论后，赵冬日和同事交出了一个大大超越限制的方案，为原计划占地的188.89%。这在当时颇有争议，但赵冬日认为，从天安门广场整体规划出发，7万平方米与广场尺度不匹配，从而提出增加宴会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组成体量较大的建筑群的设想，这一想法为方案确定作出巨大贡献。
1959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召集了全国40名专家展开讨论，最后一锤定音。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建筑师马国馨从参会人员的回忆中还原了周总理的几点要求：安全第一，以人为本，大而有当。
我国建筑史上空前创举
到过人民大会堂的人都会为它的经典设计而惊叹。大会堂穹隆顶中心镶嵌着直径达五米的五角星灯，三圈水波纹暗槽灯环绕似璀璨的围拱的群星。墙身与顶棚大弧线以大圆角交接，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仰望穹顶，好似“满天星斗”，让人有“水天一色”之感。
马国馨介绍说，墙面与顶棚相接处的设计正是来自周总理的启发。周总理当时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来启发设计师们墙面与顶棚如何交接。
“要说‘十大建筑’总建筑师是谁？那就是周总理啊！”马国馨回忆，周总理知道大会堂工期特别紧张，可能会有遗留问题，因此提出要一年完成，五年维修，以留有余地。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了总理的英明，往后，人民大会堂又增加了台湾厅、澳门厅等，都能找到富余空间。
作为人民大会堂建设的亲历者，李国胜感慨，在当时要完成这样的建设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人民大会堂钢结构部分设计的工作量非常大，为给施工创造条件，设计人员经常加班加点，整晚设计图纸，配合施工进度。此外，大会堂跨度大，吊装也很困难。得益于多方协作，施工单位想了很多办法，施工材料来自全国200多家加工单位，体现了多工种协作。
关键时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了作用。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对“十大建筑”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和支援。从铲起第一铲土到验收完毕，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历时仅有10个月。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来自天南海北的设计师和建设者们凭借集体的智慧与热火朝天的干劲，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推动“十大建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成竣工。
1959年9月30日晚，国庆十周年的盛大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如期举行，来自83个国家的外宾和海外华侨应邀出席。10个月内完成的奇迹，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年的老设计师们，几代人服务于人民大会堂。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全胜说，建筑是文化科技的产物，它像人一样有寿命，需要对其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当年建设到常年的技术支持，李国胜等人为人民大会堂进行着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据了解，1949年至1959年十年间，北京新建房屋的建筑面积约2724万平方米，是北京原有建筑的1.3倍，相当于新建了一个北京城。
“建筑和城市是大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科技和文化实力，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建筑的形式来突出和表现出来，建筑就是这样一种载体。”徐全胜说。
记者手记
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建筑师回想起参与建设“十大建筑”的岁月，有着无限感慨。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十大建筑”，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长期遭受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和遏制的背景下，“十大建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成竣工，成为中外建筑史上的奇迹。自竣工之日起，“十大建筑”就成为北京的城市符号之一，至今仍为人们熟知和津津乐道。
岁月荏苒，在北京城市建设提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高水准地标建筑不断涌现。人们总能通过这些巨型艺术品，感受这座承载着文化和梦想的城市的发展变化与美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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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十大建筑”见证中国人民创造非凡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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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综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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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人民大会堂。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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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沿着长安街自东向西，可以看到北京火车站、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6座建筑。它们与华侨大厦、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和钓鱼台国宾馆并称首都“十大建筑”。
“十大建筑”规模宏伟，鲜有人知的是，它们当初的建设周期总共不足一年。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1958年至1959年间，“十大建筑”拔地而起，犹如十颗璀璨的明珠，让古老的北京城展露新颜。如今，无论从建筑质量还是审美的角度，它们都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成为共和国发展历程中的经典作品。
献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为展示年轻共和国取得的成就，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公共建筑，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经过反复筛选研究，最终确定修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并要求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
1958年9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召集建筑工作者开会和研究方案，讨论如何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如期完成工程建设。
当年国庆节前夕，民族文化宫已开始兴建，其他建筑因使用内容和要求比较具体，设计方案也都相继完成，唯有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迟迟无法确定。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李国胜是人民大会堂设计施工项目的亲历者。现年87岁的李老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当初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时，他只有25岁。他向记者回忆，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中难度最大的，要兼具宴会厅、大礼堂、中央大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多重功能，当时还没有可参考的样本。
包括李国胜在内的多名老建筑师都认为，正是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十大建筑”才得以顺利完成，在很多关键节点上，周总理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长远的政治眼光，为工程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也是“十大建筑”深受百姓认可并成为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
李国胜说，人民大会堂作为政治性建筑，既有万人大会堂，又有5000人宴会厅，面积特别大，设计难度高，“截至目前，除了中国，世界上再没有万人大会堂，并且我们就是在当时那么差的条件下建成的，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汇聚全国专家智慧设计
1958年9月8日，来自国内17个省（区市），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天津大学、广东华南工学院的老、中、青专家、学者会聚北京，开始了一场空前“竞赛”。他们日夜加班设计，通过反复评比，连续审查，筛选评议最佳方案。
李国胜说，周总理白天没有时间，都是晚上看方案。1958年10月14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总理连夜审查了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三家的方案，经仔细比较后，选定了北京市规划局赵冬日等人的方案。
“当时大家反复做方案，感到困难很大。一直到第六轮的时候，赵冬日跟市里沟通，提出了一个15.8万平方米的方案，这个方案基本就是现在的平面布局，北部是宴会厅，中部就是大礼堂、中央大厅，南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李国胜回忆说，时任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建筑师的赵冬日认为，最初提出的7万平方米的建设要求与应具规格、应有规模差距太大，必须突破。
七轮讨论后，赵冬日和同事交出了一个大大超越限制的方案，为原计划占地的188.89%。这在当时颇有争议，但赵冬日认为，从天安门广场整体规划出发，7万平方米与广场尺度不匹配，从而提出增加宴会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组成体量较大的建筑群的设想，这一想法为方案确定作出巨大贡献。
1959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召集了全国40名专家展开讨论，最后一锤定音。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建筑师马国馨从参会人员的回忆中还原了周总理的几点要求：安全第一，以人为本，大而有当。
我国建筑史上空前创举
到过人民大会堂的人都会为它的经典设计而惊叹。大会堂穹隆顶中心镶嵌着直径达五米的五角星灯，三圈水波纹暗槽灯环绕似璀璨的围拱的群星。墙身与顶棚大弧线以大圆角交接，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仰望穹顶，好似“满天星斗”，让人有“水天一色”之感。
马国馨介绍说，墙面与顶棚相接处的设计正是来自周总理的启发。周总理当时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来启发设计师们墙面与顶棚如何交接。
“要说‘十大建筑’总建筑师是谁？那就是周总理啊！”马国馨回忆，周总理知道大会堂工期特别紧张，可能会有遗留问题，因此提出要一年完成，五年维修，以留有余地。后来的情况也证明了总理的英明，往后，人民大会堂又增加了台湾厅、澳门厅等，都能找到富余空间。
作为人民大会堂建设的亲历者，李国胜感慨，在当时要完成这样的建设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人民大会堂钢结构部分设计的工作量非常大，为给施工创造条件，设计人员经常加班加点，整晚设计图纸，配合施工进度。此外，大会堂跨度大，吊装也很困难。得益于多方协作，施工单位想了很多办法，施工材料来自全国200多家加工单位，体现了多工种协作。
关键时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了作用。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对“十大建筑”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和支援。从铲起第一铲土到验收完毕，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历时仅有10个月。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来自天南海北的设计师和建设者们凭借集体的智慧与热火朝天的干劲，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推动“十大建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成竣工。
1959年9月30日晚，国庆十周年的盛大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如期举行，来自83个国家的外宾和海外华侨应邀出席。10个月内完成的奇迹，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年的老设计师们，几代人服务于人民大会堂。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全胜说，建筑是文化科技的产物，它像人一样有寿命，需要对其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当年建设到常年的技术支持，李国胜等人为人民大会堂进行着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据了解，1949年至1959年十年间，北京新建房屋的建筑面积约2724万平方米，是北京原有建筑的1.3倍，相当于新建了一个北京城。
“建筑和城市是大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科技和文化实力，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建筑的形式来突出和表现出来，建筑就是这样一种载体。”徐全胜说。
记者手记
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建筑师回想起参与建设“十大建筑”的岁月，有着无限感慨。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十大建筑”，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长期遭受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和遏制的背景下，“十大建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成竣工，成为中外建筑史上的奇迹。自竣工之日起，“十大建筑”就成为北京的城市符号之一，至今仍为人们熟知和津津乐道。
岁月荏苒，在北京城市建设提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高水准地标建筑不断涌现。人们总能通过这些巨型艺术品，感受这座承载着文化和梦想的城市的发展变化与美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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