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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经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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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阳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前身是什么，党的第一支纪检监察队伍诞生在哪里，党在何时开始设立纪检监察机构？
4月3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街白家嘴村，希望从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革命烈士蔡以忱的出生地，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
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
白家嘴村，是黄陂东部蔡家榨街的一个偏僻村落，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蔡以忱就出生在这里。
蔡以忱，又名一尘，学名滨，189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蔡宏户为人做帮工，母亲王氏一生务农。他有兄弟6人，排行老三。
蔡以忱在白家嘴村的部分房屋，如今还保留着旧时土墙黑瓦的模样。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黄陂区蔡家榨街道办事处宣传委员熊忠伟指着只剩一面墙的旧房子说：“蔡以忱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他读小学后就离开了这里。”
少年时期的蔡以忱，在蔡家榨街道办事处蔡官田小学读过私塾，后转入黄陂县望鲁小学和长轩岭高级小学读书。
1915年，蔡以忱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师范学校5年间的历次期终考试中，蔡以忱连续10次夺得第一名，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蔡以忱毕业后，先后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中华大学任教。在董必武的影响下，蔡以忱走出“象牙塔”，投身大革命，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有“铸剑先驱”与“农运领袖”之誉。
据黄陂区宣传部副部长胡波介绍，2017年11月30日，蔡以忱陈列室在黄陂区蔡家榨街蔡官田村揭牌，这里也成为黄陂区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在展出的物品中，包括蔡以忱曾经用过的皮箱、水壶、佩剑等物品。
陈列室的资料显示，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筹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举办读书会、编辑进步书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引导下，蔡以忱参与编辑中共武汉地方党组织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
1923年至1924年间，经董必武等人介绍，蔡以忱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蔡以忱受党组织委派，回家乡帮助建立了黄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1926年3月，武汉地区在武昌首义公园举行了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会，蔡以忱在大会上控诉了军阀的罪行，宣传群众积极援助北伐军，努力完成国民革命。董必武曾经评价说：“蔡以忱是好手，能写能说能做事。”
1927年1月，为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培训革命干部，董必武在武汉筹建了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董必武任校长，蔡以忱任教员，主讲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工农革命运动以及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奋斗目标。
当选首任中央监委委员
赤都武汉，风烟滚滚。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随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1925年全国党员人数激增，从1923年400多人迅速发展为3万余人。1925年11月至1926年7月，党员数量猛增了3倍。在一些掀起革命高潮的中心地区，甚至出现全家或全村入党的现象。
党员数量进一步增长，一些思想不纯、作风不正、品行不端的人混进党组织，也出现了少数人贪污腐败的现象，侵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的肌体。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后，中共中央于当年8月4日颁布《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
通告虽然只有寥寥数百字，但它表明党组织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党内混入“投机腐败分子”的危险。为了防止腐败分子的危害，通告中特别训令各级党组织“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
武昌都府堤，一条长不足500米的老街。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这里召开。
“在人、财、物上听从中央调配，努力当好东道主。”中共五大召开之前，蔡以忱向瞿秋白表示。从会址预案到安全保卫，从人员安排到外联协作，蔡以忱积极活动，呕心沥血。
开幕式后，会议转移到汉口黄陂会馆举行。1927年5月9日，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历史的新篇章。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蔡以忱是7名正式委员之一。
出席中共五大的陆定一曾回忆：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因此，建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是党发展到这一时期的必然选择。
党史资料显示，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其中包括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或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党员的问责。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极端困难和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委员没有一个叛变投降，8人先后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1人在战争年代下落不明，最终只有1人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秋收起义后，蔡以忱调回江西萍乡安源继续主持市委工作，之后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中共湘西特委常务委员。1928年7月中旬，蔡以忱在湖南澧县组织武装暴动时，因叛徒出卖被逮捕。同年10月25日，蔡以忱在澧县县城小南门壮烈牺牲。就义前，他赋绝笔诗一首：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横刀眉梢笑，忠贞掩昆仑。
严于律己传承先烈精神
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创举，为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回溯党的纪律建设历史，从党内首部反腐文件发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到此后几十年间党的纪检监察机构经过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历史演变，深刻表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始终一以贯之、坚定不移。
受父辈的影响，蔡以忱的家属和后代也都严于律己，为人正直。
1957年7月8日，由毛泽东主席签名，中央人民政府授予蔡以忱家属《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蔡以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当时国家干部的薪金是按级别定量供应粮食，对烈属的优抚也是采取供应粮食的方式。自1950年12月16日起，地方政府每年给蔡以忱的遗孀吴金梅及其子女发放1200斤粮食。
“吴金梅回乡后始终没有离开家乡，一直在家种地，直到1970年去世，从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黄陂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熊定萍介绍说。
熊定萍还透露，上世纪60年代末，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曾派秘书到武汉看望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正好蔡以忱的次子蔡光海在场。秘书得知后非常高兴，问他有什么困难？蔡光海回答：“没什么困难。”
蔡光海之子蔡亚生说，实际上那时很困难。当年父亲在武昌遵义中学教书，母亲带着孩子在乡下种地，工分很低，家里年年缺粮，“但父亲从来不愿意给政府找麻烦，让我们尽量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事实上，蔡光海从来没有向领导和同事透露自己是烈士的后代。
在蔡以忱陈列室展出的物品中，有不少是蔡亚生无偿捐赠的。蔡亚生说，捐出爷爷的遗物，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作为烈士后代，一定要牢记先辈教诲，做一个正直自律的人，不能给祖父丢脸。
黄陂区委书记曾晟表示，铭记历史，是为了启迪未来。蔡以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监察先驱，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重温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将激励党员干部更好地担当起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职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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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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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首任中央监委委员蔡以忱故居参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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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4-1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经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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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阳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前身是什么，党的第一支纪检监察队伍诞生在哪里，党在何时开始设立纪检监察机构？
4月3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街白家嘴村，希望从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革命烈士蔡以忱的出生地，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
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
白家嘴村，是黄陂东部蔡家榨街的一个偏僻村落，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蔡以忱就出生在这里。
蔡以忱，又名一尘，学名滨，189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蔡宏户为人做帮工，母亲王氏一生务农。他有兄弟6人，排行老三。
蔡以忱在白家嘴村的部分房屋，如今还保留着旧时土墙黑瓦的模样。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黄陂区蔡家榨街道办事处宣传委员熊忠伟指着只剩一面墙的旧房子说：“蔡以忱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他读小学后就离开了这里。”
少年时期的蔡以忱，在蔡家榨街道办事处蔡官田小学读过私塾，后转入黄陂县望鲁小学和长轩岭高级小学读书。
1915年，蔡以忱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师范学校5年间的历次期终考试中，蔡以忱连续10次夺得第一名，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蔡以忱毕业后，先后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中华大学任教。在董必武的影响下，蔡以忱走出“象牙塔”，投身大革命，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有“铸剑先驱”与“农运领袖”之誉。
据黄陂区宣传部副部长胡波介绍，2017年11月30日，蔡以忱陈列室在黄陂区蔡家榨街蔡官田村揭牌，这里也成为黄陂区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在展出的物品中，包括蔡以忱曾经用过的皮箱、水壶、佩剑等物品。
陈列室的资料显示，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筹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举办读书会、编辑进步书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引导下，蔡以忱参与编辑中共武汉地方党组织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
1923年至1924年间，经董必武等人介绍，蔡以忱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蔡以忱受党组织委派，回家乡帮助建立了黄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1926年3月，武汉地区在武昌首义公园举行了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会，蔡以忱在大会上控诉了军阀的罪行，宣传群众积极援助北伐军，努力完成国民革命。董必武曾经评价说：“蔡以忱是好手，能写能说能做事。”
1927年1月，为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培训革命干部，董必武在武汉筹建了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董必武任校长，蔡以忱任教员，主讲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工农革命运动以及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奋斗目标。
当选首任中央监委委员
赤都武汉，风烟滚滚。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随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1925年全国党员人数激增，从1923年400多人迅速发展为3万余人。1925年11月至1926年7月，党员数量猛增了3倍。在一些掀起革命高潮的中心地区，甚至出现全家或全村入党的现象。
党员数量进一步增长，一些思想不纯、作风不正、品行不端的人混进党组织，也出现了少数人贪污腐败的现象，侵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的肌体。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后，中共中央于当年8月4日颁布《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
通告虽然只有寥寥数百字，但它表明党组织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党内混入“投机腐败分子”的危险。为了防止腐败分子的危害，通告中特别训令各级党组织“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
武昌都府堤，一条长不足500米的老街。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这里召开。
“在人、财、物上听从中央调配，努力当好东道主。”中共五大召开之前，蔡以忱向瞿秋白表示。从会址预案到安全保卫，从人员安排到外联协作，蔡以忱积极活动，呕心沥血。
开幕式后，会议转移到汉口黄陂会馆举行。1927年5月9日，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历史的新篇章。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蔡以忱是7名正式委员之一。
出席中共五大的陆定一曾回忆：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因此，建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是党发展到这一时期的必然选择。
党史资料显示，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其中包括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或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党员的问责。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极端困难和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委员没有一个叛变投降，8人先后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1人在战争年代下落不明，最终只有1人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秋收起义后，蔡以忱调回江西萍乡安源继续主持市委工作，之后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中共湘西特委常务委员。1928年7月中旬，蔡以忱在湖南澧县组织武装暴动时，因叛徒出卖被逮捕。同年10月25日，蔡以忱在澧县县城小南门壮烈牺牲。就义前，他赋绝笔诗一首：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横刀眉梢笑，忠贞掩昆仑。
严于律己传承先烈精神
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创举，为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回溯党的纪律建设历史，从党内首部反腐文件发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到此后几十年间党的纪检监察机构经过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历史演变，深刻表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始终一以贯之、坚定不移。
受父辈的影响，蔡以忱的家属和后代也都严于律己，为人正直。
1957年7月8日，由毛泽东主席签名，中央人民政府授予蔡以忱家属《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蔡以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当时国家干部的薪金是按级别定量供应粮食，对烈属的优抚也是采取供应粮食的方式。自1950年12月16日起，地方政府每年给蔡以忱的遗孀吴金梅及其子女发放1200斤粮食。
“吴金梅回乡后始终没有离开家乡，一直在家种地，直到1970年去世，从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黄陂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熊定萍介绍说。
熊定萍还透露，上世纪60年代末，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曾派秘书到武汉看望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正好蔡以忱的次子蔡光海在场。秘书得知后非常高兴，问他有什么困难？蔡光海回答：“没什么困难。”
蔡光海之子蔡亚生说，实际上那时很困难。当年父亲在武昌遵义中学教书，母亲带着孩子在乡下种地，工分很低，家里年年缺粮，“但父亲从来不愿意给政府找麻烦，让我们尽量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事实上，蔡光海从来没有向领导和同事透露自己是烈士的后代。
在蔡以忱陈列室展出的物品中，有不少是蔡亚生无偿捐赠的。蔡亚生说，捐出爷爷的遗物，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作为烈士后代，一定要牢记先辈教诲，做一个正直自律的人，不能给祖父丢脸。
黄陂区委书记曾晟表示，铭记历史，是为了启迪未来。蔡以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监察先驱，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重温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将激励党员干部更好地担当起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职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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