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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披星戴月、披荆斩棘、披肝沥胆，用这三个成语形容“206”系统研发团队近4年的工作常态和精神状态最为恰当。“206”系统全称“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因2017年2月6日中央政法委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软件”研发任务交给上海的时间节点而得名。
4年来，在上海市委和市委政法委统一领导下，全市公检法司密切协同，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为初心，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领跑世界的“天路”。
拓荒者
“姓名、年龄、家庭住址？”
“我叫许翔（化名），今年29岁，家住……”
整个讯问过程通过智能语音软件转换形成了文字记录，半淞园路派出所执法办案队警长吴己炜用鼠标选择有效文字点击插入，再进行简单调整，一份简洁完整的讯问笔录就形成了。
记者注意到，目前“206”系统在上海公安已被全面深度应用，与即将升级的警方智能综合办案平台更是深度融合，每月通过“智能辅助审讯系统”生成的各类笔录多达8万余份。
“证据标准、证据规则指引和办案指引可以很好地辅助民警收集和检查证据，智能校验可以辅助民警查找证据瑕疵，文书自动生成和流转可以大大节省人力和时间，4年来，民警对‘206’系统的获得感一天强似一天。”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陆东说。
然而，“206”系统在公安的应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陆东说，从研发之初我们就提出边研发边应用的思路，但作为新系统，体验感不尽如人意、人机耦合度低，民警工作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时间阻力重重。
为此，2018年2月，上海市公安局召开全局会议，要求统一思想，全力部署“206”系统。与此同时，研发团队攻坚克难，不断对系统功能进行优化提升，新系统的应用顺利度过阵痛期，如今已成为民警离不开的智能助手。
“206”系统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信息处处长曹红星说：“人工智能是基于机器自我学习而确立的，资深民警在获得极大便利的基础上，‘教会’了机器如何‘办案’，机器带着这些经验又‘反哺’年轻的新手，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从而形成了研发和应用的良性循环。”
上海市法学会党组书记、会长崔亚东是“206”系统研发应用的总执行者，4年前，他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任上接下任务至今，一刻未放松地守护着这个项目，就像守护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眼看着他出生、眼看着他长大。
崔亚东说，4年来，上海政法机关敢于担当、敢为人先、锲而不舍，以“拓荒者”大无畏的精神和钉钉子的改革劲头，持续推进“206”系统的研发应用，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不凡之路。
军令状
上海从中央政法委领导手中接下“206”系统研发的任务，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部署，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中央政法委为使这项改革落地生效，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作出了研发配套软件的决定，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上海，交到了时任上海高院院长的崔亚东手中。
“当时有些措手不及，原以为做个证据标准和证据规则指引就可以了。然而中政委要求很明确：必须将司法改革与科技应用紧密结合，运用科技赋能，研发一个能够贯穿公检法司各办案机关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崔亚东回忆说，“这是中政委对上海的信任，没有退路可走，我们签下了‘军令状’。同时时间紧迫，半年后必须上线试运行。”
科大讯飞是亚太地区知名的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上市企业。上海方面通过多方比较，认为能完成这一任务的首选它。
“这件事你们能做吗？”
“没做过，可以试试。应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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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试不行，‘应该’也不行，必须是‘能’。”
这是当时崔亚东和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段富有戏剧性的对话。于是，刘庆峰也签下了“军令状”。
紧接着，上海市委政法委从公检法司各政法机关抽调最为得力的办案人员，科大讯飞也抽调最具专业实力的科研人员一起组成了“206”研发团队，并在上海高院建立了“206”研发基地。
2019年5月21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对“206工程”作出批示。
“研发基地成立之初，最大的难题有两个，一是人员磨合，IT技术人员和法律专业的文科生，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有天壤之别，首先是人员磨合问题；二是顶层设计，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大家摸石头过河，从确定名称到设计方案，从扁平指挥到分工合作，必须拿出最科学、最有效的顶层设计。”刘庆峰说。
4年来，科大讯飞先后组织技术人员300余人，与来自公检法司的400余名办案人员昼夜奋战，遇水搭桥、遇山开路，涌现出许多感人故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丁琪从一开始就被抽调到研发组，他说，一个学法律的文科生“硬是”被改造成了IT男，加班是常事，遇到关键时期更是长期通宵达旦加班加点，家里繁琐的家务事全部交给了爱人。
4年里，有人发高烧39摄氏度，依旧裹着棉被坚守在“206”基地；有人因疫情无法到基地，每天坚持远程办公；有人为了尽快完成研发任务，再三推迟婚礼……
科大讯飞“206”系统上海地区负责人张文亚说，研发工作举步维艰，有时刚填上一个坑，你会发现还有无数个坑在等你，两个人才梯队就是在不断“填坑”中得到磨合和成长，现在一大批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跨界人才得到培养。
“对于我来说，工作不仅是工作，更是情怀。”刘庆峰说，“‘206’系统是满足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有力保障，更开创了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办案的全新领域，其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远超企业追求经营业绩的现实意义。”
领跑者
“206”系统的成功研发，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成为了“领跑者”。
首创最全的证据标准、证据规则和办案指引体系；
首创证据校验、审校系统；
首创智能辅助审讯系统；
首创智能辅助庭审系统；
首创电子签章捺印系统；
首创网上换押一体化平台；
全国首次实现公检法司刑事办案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一网运行；
全国首次建成从打击犯罪到司法审判，再到改造罪犯的人工智能辅助办案工作链接……
4年来，研发团队先后攻克5大类难关，突破4类技术瓶颈问题，解决了近千个技术和应用的具体问题，取得国家批准知识产权6项。
而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有3个，首先是全面构建了我国刑法确立的罪名在办案中常见的102类刑案的证据标准、证据规则体系。上海高院副院长林立介绍说，冤假错案的发生就是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而“206”系统的证据标准体系，为办案人员收集、固定证据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数据化”的标准和指引，减少了司法办案的任意性。
其次是通过统一格式和统一标准，实现公检法司各办案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陶建平说，多年来，办案系统的研发缺乏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各地各领域各研发单位均各自为政，给互联互通设置了众多壁垒。“206”系统首次成功打通这些壁垒实现互联互通，并为今后推进司法领域信息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三是以人为中心，构建了从打击犯罪到司法审判，再到改造罪犯的工作链接。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王东晟说，这一工作链接在实践中的运用有利于掌握全社会的犯罪情况，并能通过智能分析，作出风险预警，对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4年来，上海利用“206”系统办理刑事案件已成常态，实现了上海市委政法委确定的“三个100%”工作目标：“证据标准指引覆盖常涉罪名达到100%；上海常涉罪名案件录入系统达到100%；一线办案人员运用系统办案达到100%。”
截至2020年底，公安机关累计录入案件11万余件，检察院批准逮捕5.19万余件，检察院审查起诉6.04万余件，法院收案5.2万余件、审结4.69万余件。另有数据显示，刑案办理质量大幅提升，办案瑕疵率几近为零。
作为“领跑者”并不孤独，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均开展“206”系统应用的试点工作，从最初的质疑到全面推广应用，有的省市已经实现刑事办案的全覆盖。
“事非经过不知难，人工智能为司法改革、司法进步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和科技支撑。实践充分证明，这项政法领域的重大改革决策具有历史性、战略性、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崔亚东说，“‘206’系统的研发应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质疑，唯有持之以恒、不懈努力方能有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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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辅助办案有效防范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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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研发推广“206”系统走出4年“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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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0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要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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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披星戴月、披荆斩棘、披肝沥胆，用这三个成语形容“206”系统研发团队近4年的工作常态和精神状态最为恰当。“206”系统全称“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因2017年2月6日中央政法委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软件”研发任务交给上海的时间节点而得名。
4年来，在上海市委和市委政法委统一领导下，全市公检法司密切协同，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为初心，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领跑世界的“天路”。
拓荒者
“姓名、年龄、家庭住址？”
“我叫许翔（化名），今年29岁，家住……”
整个讯问过程通过智能语音软件转换形成了文字记录，半淞园路派出所执法办案队警长吴己炜用鼠标选择有效文字点击插入，再进行简单调整，一份简洁完整的讯问笔录就形成了。
记者注意到，目前“206”系统在上海公安已被全面深度应用，与即将升级的警方智能综合办案平台更是深度融合，每月通过“智能辅助审讯系统”生成的各类笔录多达8万余份。
“证据标准、证据规则指引和办案指引可以很好地辅助民警收集和检查证据，智能校验可以辅助民警查找证据瑕疵，文书自动生成和流转可以大大节省人力和时间，4年来，民警对‘206’系统的获得感一天强似一天。”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陆东说。
然而，“206”系统在公安的应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陆东说，从研发之初我们就提出边研发边应用的思路，但作为新系统，体验感不尽如人意、人机耦合度低，民警工作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时间阻力重重。
为此，2018年2月，上海市公安局召开全局会议，要求统一思想，全力部署“206”系统。与此同时，研发团队攻坚克难，不断对系统功能进行优化提升，新系统的应用顺利度过阵痛期，如今已成为民警离不开的智能助手。
“206”系统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信息处处长曹红星说：“人工智能是基于机器自我学习而确立的，资深民警在获得极大便利的基础上，‘教会’了机器如何‘办案’，机器带着这些经验又‘反哺’年轻的新手，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从而形成了研发和应用的良性循环。”
上海市法学会党组书记、会长崔亚东是“206”系统研发应用的总执行者，4年前，他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任上接下任务至今，一刻未放松地守护着这个项目，就像守护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眼看着他出生、眼看着他长大。
崔亚东说，4年来，上海政法机关敢于担当、敢为人先、锲而不舍，以“拓荒者”大无畏的精神和钉钉子的改革劲头，持续推进“206”系统的研发应用，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不凡之路。
军令状
上海从中央政法委领导手中接下“206”系统研发的任务，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部署，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中央政法委为使这项改革落地生效，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作出了研发配套软件的决定，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上海，交到了时任上海高院院长的崔亚东手中。
“当时有些措手不及，原以为做个证据标准和证据规则指引就可以了。然而中政委要求很明确：必须将司法改革与科技应用紧密结合，运用科技赋能，研发一个能够贯穿公检法司各办案机关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崔亚东回忆说，“这是中政委对上海的信任，没有退路可走，我们签下了‘军令状’。同时时间紧迫，半年后必须上线试运行。”
科大讯飞是亚太地区知名的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上市企业。上海方面通过多方比较，认为能完成这一任务的首选它。
“这件事你们能做吗？”
“没做过，可以试试。应该能。”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一版
“试试不行，‘应该’也不行，必须是‘能’。”
这是当时崔亚东和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段富有戏剧性的对话。于是，刘庆峰也签下了“军令状”。
紧接着，上海市委政法委从公检法司各政法机关抽调最为得力的办案人员，科大讯飞也抽调最具专业实力的科研人员一起组成了“206”研发团队，并在上海高院建立了“206”研发基地。
2019年5月21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对“206工程”作出批示。
“研发基地成立之初，最大的难题有两个，一是人员磨合，IT技术人员和法律专业的文科生，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有天壤之别，首先是人员磨合问题；二是顶层设计，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大家摸石头过河，从确定名称到设计方案，从扁平指挥到分工合作，必须拿出最科学、最有效的顶层设计。”刘庆峰说。
4年来，科大讯飞先后组织技术人员300余人，与来自公检法司的400余名办案人员昼夜奋战，遇水搭桥、遇山开路，涌现出许多感人故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丁琪从一开始就被抽调到研发组，他说，一个学法律的文科生“硬是”被改造成了IT男，加班是常事，遇到关键时期更是长期通宵达旦加班加点，家里繁琐的家务事全部交给了爱人。
4年里，有人发高烧39摄氏度，依旧裹着棉被坚守在“206”基地；有人因疫情无法到基地，每天坚持远程办公；有人为了尽快完成研发任务，再三推迟婚礼……
科大讯飞“206”系统上海地区负责人张文亚说，研发工作举步维艰，有时刚填上一个坑，你会发现还有无数个坑在等你，两个人才梯队就是在不断“填坑”中得到磨合和成长，现在一大批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跨界人才得到培养。
“对于我来说，工作不仅是工作，更是情怀。”刘庆峰说，“‘206’系统是满足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有力保障，更开创了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办案的全新领域，其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远超企业追求经营业绩的现实意义。”
领跑者
“206”系统的成功研发，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成为了“领跑者”。
首创最全的证据标准、证据规则和办案指引体系；
首创证据校验、审校系统；
首创智能辅助审讯系统；
首创智能辅助庭审系统；
首创电子签章捺印系统；
首创网上换押一体化平台；
全国首次实现公检法司刑事办案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一网运行；
全国首次建成从打击犯罪到司法审判，再到改造罪犯的人工智能辅助办案工作链接……
4年来，研发团队先后攻克5大类难关，突破4类技术瓶颈问题，解决了近千个技术和应用的具体问题，取得国家批准知识产权6项。
而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有3个，首先是全面构建了我国刑法确立的罪名在办案中常见的102类刑案的证据标准、证据规则体系。上海高院副院长林立介绍说，冤假错案的发生就是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而“206”系统的证据标准体系，为办案人员收集、固定证据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数据化”的标准和指引，减少了司法办案的任意性。
其次是通过统一格式和统一标准，实现公检法司各办案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陶建平说，多年来，办案系统的研发缺乏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各地各领域各研发单位均各自为政，给互联互通设置了众多壁垒。“206”系统首次成功打通这些壁垒实现互联互通，并为今后推进司法领域信息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三是以人为中心，构建了从打击犯罪到司法审判，再到改造罪犯的工作链接。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王东晟说，这一工作链接在实践中的运用有利于掌握全社会的犯罪情况，并能通过智能分析，作出风险预警，对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4年来，上海利用“206”系统办理刑事案件已成常态，实现了上海市委政法委确定的“三个100%”工作目标：“证据标准指引覆盖常涉罪名达到100%；上海常涉罪名案件录入系统达到100%；一线办案人员运用系统办案达到100%。”
截至2020年底，公安机关累计录入案件11万余件，检察院批准逮捕5.19万余件，检察院审查起诉6.04万余件，法院收案5.2万余件、审结4.69万余件。另有数据显示，刑案办理质量大幅提升，办案瑕疵率几近为零。
作为“领跑者”并不孤独，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均开展“206”系统应用的试点工作，从最初的质疑到全面推广应用，有的省市已经实现刑事办案的全覆盖。
“事非经过不知难，人工智能为司法改革、司法进步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和科技支撑。实践充分证明，这项政法领域的重大改革决策具有历史性、战略性、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崔亚东说，“‘206’系统的研发应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质疑，唯有持之以恒、不懈努力方能有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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