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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勤华
第二次复校群英谱：谭永介、强远淦和孙克强
谭永介（1929年- ），江苏吴县人。1952年8月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到华东政法学院工作。1956年，与于占济、韩来璧、陈业精、陆锦碧、卢莹辉等老师被评为华政第一批有学历、有学位的助教。1956年8月，受司法部的指令，作为华东政法学院支援建设山东法律专科学校的老师，与王群、宗丹楠等人一起创建济南法律学校。该校被撤销后，进入山东省政法干校、山东政法学院和山东公安学校，担任助教、教员。1963年华政第一次复校后，于1965年回到上海任华政哲学教师。
1972年华政第二次被撤销，谭永介老师转入复旦大学工作。先后在数学系、哲学系、校清查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工作，历任党支部书记、组织部副部长。1979年回到华政工作，历任哲学教研室主任、讲师、副教授，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参加合作编写《法律专业普通逻辑》等教材。由于谭永介老师在1952年华政创建时就进入华政工作，属于元老级，所以在本故事中会经常被提到。
强远淦（1932年- ），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政治系，1952年10月与徐建、唐培吉、胡绿漪等人一起转入华政读书。回忆起这段时光，强老师认为，当时院系调整有其合理的地方。强调培养新中国自己的法律人才，“刀把子”（即法律）要掌握在人民手里。但遗憾的是，当时只有9名学生来到华政，老师基本没来。即使来了个别老师，也不让其讲授法律课程，这就导致华政后来的基础非常薄弱，发展是片面的。他印象最深的是东吴大学法学院傅季重，法律素养很好，但傅老师来到华政后不讲法律而是讲哲学。还有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陈忠诚，法律基础知识扎实，也不讲法律去讲外语。
1954年，强远淦老师提前毕业留校也不是讲法学。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研究生，强老师考试通过被录取。1957年毕业后回华政继续任教，1958年华政就被撤销并入上海社科院。“辛辛苦苦建设的政法大学，就这么不要了。”强远淦老师想不通，“原本国家这么需要法律人才，现在怎么就不要了，后来的法律干部都是政法干校来的。”当时的办学模式，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苏联模式加上解放区模式，简单点就是“刀把子”必须掌握在人民手里。
强远淦老师文革期间被调到中央党校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强老师再次回华政已经是1981年。强老师回来后一直讲授政治理论课，并长期担任华政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是华政复校的元勋之一。作为华政1979年复校后的骨干教师，他为华政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孙克强（1936年- ），是最受华政学子欢迎的老师之一。1965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人大做了一年教师，后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79年华政复校，孙克强受聘担任哲学老师。当时，专业课没法上，只能上公共课，以哲学、中国革命史这两大课程为主。当时的学生有的是从农场来的，有的是从街道工厂来的，他们学习热情非常高、学习愿望非常强烈。孙老师深情地说：“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所以就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他们，我虽然讲的是哲学，但我把各方面相关的知识，如自然科学知识、天体知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引力理论，包括现在的黑洞，我都给他们讲。学生们的求知欲很高，我还给他们上过心理学、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等，当时我是开课最多的老师。”
当时华政的哲学和逻辑学教研室都在华政40号楼里，学校领导则在最为艰苦的帐篷里办公，体现了把教学放在第一位的办学理念。虽然当时学校的硬件条件比较差，上课都是大教室，四、五个班一个教师，现在体育楼二层的篮球场曾经也是教室。当时的东风楼还没有返还给华政，只给我们一个饭厅，又上课、开会，又做食堂。但学生的热情，教师的积极性以及领导的重视都是最佳的。因为孙老师的课深受学生欢迎，所以学校给他延长了退休直到65岁。之后又返聘10年，主要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任秘书长），其间他给学生做报告、讲座，上党课，还进行一些教学督导方面的工作。
1979年华政复校时风华正茂的孙老师，虽然现在已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但他的风趣幽默、睿智才气一点不减当年。他的名句：“夫妻年轻时是恋人，结婚时是夫妻，老年时就是责任”“我们要用年轻时候的幸福美满之回忆，来滋养老年夫妇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责任”，值得我们每一个华政学子铭记。
（《华政的故事（七十五）》详见《法治日报》2021年1月12日9版）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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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政的故事（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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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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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1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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