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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坚不可摧的医学防护盾牌
记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药物研究所

( 2018-05-16 ) 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要闻
  □ 本报记者 陈丽平 本报通讯员 邵龙飞 刘征云
  百花争艳的时节,记者有幸走进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军事医学研究所。
  因为太过低调,以至于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他们头顶无数显赫荣耀却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单位,却每每在国家应急救援和重大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发挥着“一招制胜”的作用。
  组建60年来,这个所的一代代科研人员始终以“姓军为战、强国为民”为己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牢记初心、不计名利,取得了一个个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国家和军队铸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医学防护盾牌。
  这个研究所,先后走出7名两院院士,拥有1个国际组织指定“双资质”实验室,7个国家和军队重点实验室,获得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二等奖为代表的高等级科技成果奖190余项,取得新药证书74个、专利授权500余项,先后有一个研究室被授予荣誉称号,5个团队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14人次荣立一等功、二等功。
  这个所,就是有着防护尖兵、防疫铁军之称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药物研究所。
科研攻关永远在路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我军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医学防护难题,1958年,某药物研究所前身在京正式组建。汤腾汉、黄衡禄、周金黄、张其楷、宋鸿锵、周廷冲、黄鸣龙等老一辈科学家听令而行,从四面八方齐聚这个无声战场,发起了向医学防护阵地的一次次冲锋。
  “战场防护,部队怎么识别、怎么检测、怎么治疗?特别是对吃的、喝的,要尽快拿出一套军用标准。”上级的要求严肃而迫切。
  然而,摆在巧妇面前的是无米之炊。
  翻开研究所历史,有这样一段描写:建所之初,连台像样的仪器都没有,有的只是几个手提秤、几个破闹钟、几个瓶瓶罐罐。
  一无经验可循,二无设备可用,怎么办?
  面对外国严密的技术封锁,科研人员从公开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缺乏实验器材,就自己画图,晚上师徒一起加班,做出特种通风橱、液体自动分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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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沸点测定器等一个个实验器械。
  凭着这份坚定和执著,仅用一年时间,科研人员就在防护重点领域拿出初步防治措施,实现我军医学防护零的突破。
  首战告捷!他们没有庆功祝贺。因为当他们打开这扇科学之门时,更加清晰地看到,要保证部队官兵在战场上实现全面有效防护,必须从点到面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实战需要的医学防护体系。所党委组织科研人员层层立下军令状,筛选、药效、安全性评价等各研究方向同时发起冲锋。
  实施有效防护和治疗,关键在药物。为寻找药源,他们上高山、下海岛,甚至深入无人区,在较短时间内搜集各种药方和中草药5000余种,使防护药物有了广泛的筛选基础。
  为打通实验室到战场的最后“一公里”,科研人员经过反复设计和试验,一种快速急救针终于面世,不仅使用快速简便,还能满足自救、互救两种需求。
  近年来,研究所瞄准军队卫勤建设需求,科学确定“十三五”整体发展框架和特需药物研究等重点研究方向,不断加快科研成果与实战应用的有效对接。
  前不久,一批新型防护训练模拟器材配发部队,助力部队实战化训练。设计者高春生随后带领团队深入部队一线,指导装备训练,收集使用意见,研究改进措施。
  “服务备战打仗,科研攻关永远在路上!”高春生和他的队友们豪情满怀。
盯住医学研究“冷门”
  2003年春天,“非典”病毒肆虐。李松研究员领衔的团队将流行病毒锁定为科研主攻方向,并很快取得相关进展。
  一年后各地H5N1禽流感疫情频发时,我国尚无自主生产的抗流感特效药。紧急接洽外国制药公司,得到的答复却是:4年后才能供货!
  事关13亿人口的公共卫生安全,等不及、慢不得!
  就在这个“卡脖子”的危急时刻,研究所自主研制的抗流感病毒药物——“军科奥韦”,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全部临床前工作。 
  从胶囊、颗粒剂到注射液,从世界首创工艺到建成全球最大产能生产线,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抗流感药物最为丰富、临床治疗保障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具备了应对任何规模流感的自主防控能力。
  在国家禁毒斗争领域,这个研究所同样功勋卓著。
  毒品成瘾快、戒断难、复吸率高,其有关神经生物学机制及防治药物的研究一直是世界性难题。
  “复吸率降低10%,就等于挽救了50万吸毒者,减少了40万次刑事犯罪,拯救了50万个家庭。”研究员李锦盯上了这个医学研究的“冷门”,一头扎进去。
  “板凳甘坐十年冷”,这句话在军事科学院人人耳熟能详。而李锦在这个“板凳”上一坐就是20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刻苦攻关,好消息不断传来:李锦被聘为我国首个戒毒领域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的课题组研究发现了新的阿片功能调节系统,并首次证明此系统对阿片成瘾和复吸具有明确抑制作用;与地方企业合作研发的防阿片复吸中药新药——断金戒毒胶囊具有理想的脱毒、防复吸作用,且自身不成瘾,近期获得国家临床批件。
  抑郁症一度成为热词。该研究所在此症的防治上也拿出了沉甸甸的科研成果。
  他们研发的巴戟天寡糖胶囊是中国唯一一个获准上市的中药五类抗抑郁药物。与国外药品相比,不仅见效快、药效好,而且副作用轻微,兼具改善认知、增加免疫和抗创伤后应激障碍作用。
  然而,最早参与研发该药的罗质璞教授却无法分享这一成功的喜悦。在巴戟天寡糖胶囊成功上市时,罗质璞教授去世已经整整7年了。
集智创新多方聚才
  创新是引领事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开展医学研究的过程中,该所上下逐步形成这样一个共识:真正事关我军建设发展和国计民生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国外买不到,市场换不来,必须立足自身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
  医药界是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业内有个“双十”规律:研发一种新药,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而这个研究所仅近5年来,就获得国家和军队各类临床批件、新药证书28个,专利授权154项,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等高等级科技成果9项。其中李松发明的“噻唑烷类衍生物及其医药用途”获中国专利金奖。
  推进科技兴军,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尤为重要。那年,因为发展了筛选药物的新算法,留学归国的李松声名鹊起,成为各大医药研制机构的延揽对象。
  为了留住李松这一难得人才,他的博士后指导老师、研究员焦克芳甘当铺路石,不但力荐李松接替自己担任课题组长,而且提出立即退休,让李松彻底拥有完全的科研自主权。
  这一留一退,留下了日后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留下了“一人改变一个学科”的辉煌业绩,更留下了视才如宝的佳话。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2015年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研究所专家王永安带头进入爆炸核心区。
  身着厚重防护服、顶着高温连续作业,王永安几近虚脱。经过细致勘察,他率先提出的“非防勿入、非训勿入,跨区处置、分级防护”,成为指导救援的行动准则。
  有一年,该所担负某应急药品生产任务。因生产过程危险,厂家在开工前突然变卦,撤出所有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派驻药厂的焦克芳、谢云德毅然承担起全部生产任务。
  徒手把一桶桶原料投入反应釜中,24小时轮流值班……40多天后,累到尿血的他们按时把合格的药品交付部队。
  “每项科研成果的背后,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所长苏瑞斌深有感触地说。
  研究所成立初期,为了尽快研制出可靠的防护药品,科研人员甘当现代神农氏,不惜以身试药。据统计,参加试服试注试用的志愿者累计达3000多人次,最高服用剂量为临床应用的8倍,最终研发了一批全新结构的特效防护药物。
  院士李松,是出了名的“三不”:不爱权、不爱名、不爱财。曾先后两次主动要求辞去所长职务。理由就一个:一门心思搞科研。
  在军事医学研究院院史馆,一幅《拒评院士》的油画被放在醒目位置。
  主人公宋鸿锵,卓越的药物学家、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为了医学研究事业,他甘愿30年做无名英雄。
  鉴于他的学术水平和突出贡献,组织决定为其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孰料他坚辞不受。原因很简单——申报院士,一定程度上会公开他的科研成果。
  2005年,这位可敬的老人因病离世,至今,他的功绩仍然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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