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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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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面文章
· 民法典·人格权法暨合同法立法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内核
· 刑事申诉律师代理制度改革恰逢新机遇
· 应当明确禁止并排除其所获证据
· 应对国家和国库法律地位加以规定
· 造成严重侵害后果时刑法有必要介入
· 以法明确形式瑕疵与违法之间界限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内核

( 2017-07-19 ) 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法学院
  □ 孙佑海 孙皓 (天津大学法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需要于一定民族意识的支持下获取勃兴之机遇。换言之,作为完善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立足于科学且符合自身实际的意识形态基础。毋庸讳言,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清晰投射出了这一逻辑关系。某种程度上,法律规范仅仅代表了一种“皮相”,核心价值观才是蕴含其间的内核。
“拿来主义”为什么行不通
  可以说,上述认知流觞于现实层面的历史经验。曾几何时,中国的法治规划陷入了“言必称希腊”的奇怪循环之中。借鉴域外的成型范式似乎演化为立法、司法甚至是法学教育的不二法门。一时间,争议问题似乎只集中在了选择英美模式抑或欧陆模式的技术视域。然而,“拿来主义”只是“摩登”,却无实效,并不能从本质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过去如此,今后亦然。的确,西方发达国家在法治方面的建树值得我们这样的后起者充分借鉴,但生搬硬套却为适得其反的消极效果埋下伏笔。新鞋是否合脚,只有穿鞋者心如明镜。譬如,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曾经试图移植英美国家的对抗制,但结局却不尽如人意;到了2012年,某些环节的改弦易辙也就无可避免了,最典型的莫过于案卷移送方式的辗转反复。
  事实已然证明,忽视本土资源而在法治领域大搞“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那么,制度的水土不服是因何衍生的呢?人们在这中间往往遗漏了最关键的影响变量——意识形态。英美的对抗制诉讼的确在外观上赏心悦目,以两造之间的激烈交锋呈现是非真伪亦不失为纠纷化解之良策。然而,倘若缺失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作为基石,上述样态是绝不可能存续的。具体来说,自由主义哲学所倡导的个人至上、团体自治等元素,通过与社会生活形态的相互交融,最终规律性地演进为如今的对抗式司法格局。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抑或法团主义等政治理念,早已被证明无法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生根发芽。因此,奠基于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法律建筑自然也就无法顺利嫁接到中国的规范体系内。
  中国的法治建设,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根基,而后者在适应本土资源的过程中衍生的中国化成果,便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论基础,才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正确路径。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的法律法规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导向。而当《民法总则》将这一表述置于篇首时,则早已超出了宣誓意味,深刻阐明了立法的内在驱动。这可以视作一个标志性事件,充分彰显了全面依法治国层面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以及文化自信。
结构还是功能
  当生物机体存在某些障碍时,可能存在的致病原因有两种:一为功能性缺陷;二为结构性缺陷。以司法领域为例,冤假错案的发生,从总体上看,并不是个别司法人员缺乏职业素养的必然结果,而更多归咎于公、检、法机关缺乏机制性的制约。这本质上是结构问题,需要藉由司法资源的重新配置加以解决。为此,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系统工程,就成为该领域的基本改造思路,意在最大限度激活权力个体的自主性,实现内外关系的均衡化。然而,结构之所以会暴露一系列不足,尚可继续追溯至价值层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而一旦涉及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无法契合上述三个维度的诉求,结构性矛盾的产生就会难以遏制。需要注意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几点内涵绝非大而化之的概括性表述,不能做泛泛理解。否则,就会陷入似是而非的窠臼。这三个层面的价值需求,蕴含着中国本土的文化特质以及独一无二的国情背景。比如,如果站在西方的自由主义视角,社会层面的价值内涵会聚焦于相对狭窄的人权保障领域,而中国的制度语境则会立足于全面发展,赋予其更加宽泛的辐射范围。
  由此,相关的改革举措或许细微琐碎,却能直指要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衔接、呼应。还是以司法领域为例,通过加强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统筹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加快推动法律服务向欠发达地区、基层村(社区)延伸;此外,通过畅通依法维权渠道,深入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诉讼服务设施,因地制宜推行预约立案、远程立案、网上立案等制度,加强巡回审判等,就是围绕方便群众诉讼、减轻群众诉累等直接目标作出的设计,本质上则是为了打通“价值—结构—功能”的逻辑脉络,促使治理体系的臻于严密。
天理、国法与人情
  近一段时期,司法机关就某些个案的初步处理结论受到了全社会范围的广泛质疑,如“大学生掏鸟蛋案”“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于欢案”等。然而,从形式法治的角度,我们似乎很难诟病办案人员在其中的专业决策;毕竟,“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式推理得到了非常严格的执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外界的否定仅仅属于一种认知性期望,而应对法律文本的教条化遵循作出让步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同时亦无需将其归咎于法理与道德的截然对立。其实,办案人员完全没有必要基于舆论沸腾以及由此造成的情势翻转而满腹委屈,问题的症结在于天理、人情的缺位催化了法律操作的机械性倾向。
  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并不是一句徒有其表的空泛口号。中国的法治只有具备了丰富的道德内涵,才能真正符合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进而形成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司法抑或执法,都不能将天理、国法与人情置于相互对峙的矛盾体系之中。法律底线固然要坚守,社会的朴素正义观以及人之常情亦应统筹兼顾。某种程度上,前述争议性案例暴露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薄弱点,也凸显了引入道德立场的迫切性。
  诚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司法决策或者执法行为,要转向中国古代春秋决狱的法律虚无主义模式,而是赋予实施主体更具弹性的条款阐释空间。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体制改革旨趣相策应,相关操作主体需要跨越文义解释的藩篱,基于更宏观的视野去认知法律规范的内涵,并对其妥当加以运用。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准确把握,则是统筹天理、人情与国法的最佳粘合剂,进而足以演奏公平正义的中国旋律。
价值引领风尚
  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有利于建设推动全社会树立法制观念,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道德氛围。这是价值引领风尚的具体样态,尤其是法治有了深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础之后,就自觉成为阐发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之时代价值的客观载体,代表了中华法律文化精华的最佳叙述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当这种新信息发散是借助经典案例形式完成时,其说服力和影响力就会形成累加效应。自2016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就开始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分别从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公序良俗、友善互助、诚信经营、环境保护等不同角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形象示范了道德与法治的有机结合。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广的模式,有必要在社会治理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借鉴,进而引导全民的信仰生成。
  当然,社会风尚的成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的磨砺,更难以游离于客观规律之主导。然而,一旦确立了合理的价值导向,加之适当的人为建构,发展态势即便以螺旋形式呈现,也终究会抵达理想的彼岸。其中,党组织的先锋带头作用不容忽视,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做到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不仅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思想道德情操,而且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自信。
  总之,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内核,就要坚持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弘扬美德义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通过塑造良法善治引导全民崇德向善,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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